政府宣布以一年為期停止小紅書的網路解析，引發的爭議遠大於一款社群軟體的下架。從政府觀點來看，這是基於資安與司法配合缺失所做的「緊急防制」。從社會觀點來看，封鎖外國平台又牽動言論自由的敏感神經，也反映出台灣面對跨境科技治理時的制度問題。
按內政部說法，小紅書在十五項資安檢測全數不合格，且在警方多次通報後完全沒有回應，甚至連法律聯絡窗口都找不到。根據政府資料，小紅書涉詐兩年內達一七０六件，財損約二點五億元，並且拒絕協助調查，使受害者求償無門。這些具體事證使政府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採取緊急措施，其理由在官方論述中十分清楚。
但和小紅書相比，Meta旗下平台的詐騙量級更驚人，光是Facebook一個月即可超過五萬件詐騙，Threads、Instagram也分列第二與第三。若純以詐騙量來看，小紅書並非最大問題。正因如此，為何「獨禁」小紅書，也是引發爭議的根源。
從制度層面來看，政府正面臨跨境數位治理的基本困局。其他大型平台雖然仍存在大量詐騙，但至少在台灣納管、有法律代表、能在調查時提供資料。小紅書並無落地經營，也不受本地司法管轄，對海基會正式通知完全無回應，導致政府無法執行調查，這是一種「無法治理」的狀況。
也因為如此，此次封鎖被視為「沒有辦法中的辦法」。就技術層面而言，政府缺乏類似歐盟《數位服務法》那種跨境平台的強制性管理架構；在法律和制度成熟度不足的情況下，只能用臨時行政措施阻擋風險蔓延。
另外，可看到台灣社會對中國大陸企業的複雜心理，一方面，陸資平台被視為潛在安全威脅；另一方面，中國大陸企業進軍全球早已成為常態，各國均在經濟利益與國安疑慮之間拉鋸，台灣更是如此。兩岸關係緊張下，陸資來台投資受到高度限制，使小紅書「落地納管」幾乎不可能。這形成了制度與現實的矛盾，政府要求平台配合本地法令，但平台若要配合，就必須先落地，而在政治氛圍下落地又難以通過審查。
小紅書成為無法被治理、也無法被納管的「灰色存在」，這也是為何許多用戶不認為這是單純的防詐措施，畢竟其詐騙規模比起其他平台不算是最嚴重的。民眾擔心的是政府從此開了「封鎖資訊入口」先例，質疑此舉是否侵害言論自由。
自由需在制度保障下運作，而制度必須防止權力過度集中。若把此話放在現今情境，兩項原則同樣重要，個人免於詐騙與資安威脅的自由，與人民接觸多元資訊、不被過度管制的自由。
政府在兩者間做決策時，透明度成了關鍵。封鎖的依據是否充分說明？為何採用停止解析而不是其他方式？一年後評估機制為何？若能清楚公開，社會就較能避免把安全措施視為政治操作。
要避免陷入「永遠封鎖」與「完全放任」這兩種極端，最務實的方向是補齊治理架構。例如建立跨境平台義務的完整法律、與國際規範接軌、提供申訴與審查制度，也讓民眾理解每一次行政處分的邏輯。唯有如此，才能讓安全成為制度化的常態，而不是一次性的動作。
台灣身處資訊戰與詐騙猖獗前線，保護社會免於危害是政府責任，但維護自由與透明，也是民主社會不可放棄的價值。如何讓兩者互不侵蝕，而是互相支撐，是小紅書事件對台灣最大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