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歲，我寫了第一篇小說〈囿局〉。
刊登在地方的青年刊物上面。
事隔四十年，我又寫了一篇小說，「以父為名」。
這一次，我沒有將稿紙鎖在抽屜裡面，而是將檔案放在「文學」的資料夾。
放了半年，修修改改，不敢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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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隔四十年，為何又再次動筆，實則為敲鍵盤。
因為每回與她回老家，走在阿里山鐵路的火車站，我總不免抱怨，為何這裡只有硬體建設，沒有軟體。
她問，何謂軟體？
我說，story！
我經常去日本出差，每次去一個地方旅遊，除了細緻，注重審美的硬體建設外，都會有當地的故事呈現。
譬如散步的步道旁邊，就有一顆雅緻的石頭，上面刻著日本詩人芭蕉的俳句。一看到詩句，文學的氛圍立即縈繞在周遭。旁邊有一個木製的解說牌，或至少是仿造木製的解說牌，裡面記載著芭蕉何時行經此處，然後留下怎麼樣的詩句，歌頌山川河流，或者記錄旅途行腳。
她不禁回問，你為何不來書寫呢？
我說，我是研究日本的國際關係，文學書寫干我何事？
類似的對話重複了兩次。
第三次，我按捺不住一再被挑釁。
我回說，寫就寫，我就不信我寫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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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我寫了「以父為名」，相隔四十年後，又開始小說的創作。
高中時是文青，曾經擔任校刊社編輯。為何大學沒有繼續攻讀文學及創作？因為周遭的人，尤其是家人都說男生念文組沒前途。很難找工作。
我說，寫小說算是圓夢。圓一個四十年後的文學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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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華副的編輯通知我，小說即將在副刊分十次連載時，我那時候的心情，比得一個文學獎還興奮。
華副，就是我的文學獎。
「以父為名」在華副連載十天，其實就是我小說創作的起點。
我的現代詩「戰火」，也是我第一次在報紙副刊發表現代詩作。
念研究所時，雖然寫過不少雜文，但多屬於文化評論、政治評論，並非純文學。
後來我在華副陸續發表了〈窗外〉、〈菊次郎的夏天與我〉，開啟了我散文的創作。
華副，開啟了我的文學之窗。
窗外，有陽光，有風雨，有蟲鳴鳥叫。
文學的無限風光，從此一覽無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