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總談判代表楊珍妮因涉及職場霸凌而遭免職。台灣民眾除了關注人事悲劇外，台灣國際經貿談判體系的「人才嚴重斷層」與「專業崩壞」更值得深入探討。
台灣在早年爭取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ＧＡＴＴ）以及其後的世貿組織（ＷＴＯ）時期，培養出一批專業談判菁英。這些官員熟稔國際經貿法規、產業結構，掌握了「給與取」的談判藝術，更懂得如何在列強環伺中堅守台灣的底線。
然而，隨著那一批老將逐漸退隱，台灣的經貿談判體系卻未能建立起有效的世代傳承與文官培訓機制。現今的經貿談判辦公室長期處於「任務編組」的尷尬狀態，成員多由各部會或學界臨時借調，缺乏長期性、系統性的戰略眼光與實戰演練。楊珍妮的去職，不僅讓台灣本就稀缺的對外談判核心陣容幾近瓦解，更徹底掀開了這個「外表光鮮、內部空虛」的遮羞布，暴露出我們在面對如美國這般擁有龐大、精銳談判官僚體系的對手時，其實是何等的不堪一擊。
人才斷層的致命傷，在政治力過度干預談判專業時被倍數放大。近年為了追求表面的「外交突破」，政府高層往往將政治考量凌駕於經貿專業之上。在關鍵的對外談判中，頻頻由缺乏經貿背景與談判實戰經驗的政治人物主導。
當談判桌上的主帥缺乏對產業知識的深入了解，談判團隊便徹底喪失了專業自主性與叫牌的底氣。面對美方強硬的談判態度，我們無法精準拿捏退讓的界線，最終往往淪為單方面的妥協。政府對外將ＡＲＴ協定的簽署包裝成經貿外交的歷史性勝利，宣稱達成了深化雙邊關係的目標，但剝開這層政治宣傳的外衣，裡面盡是千瘡百孔的不平等條款，對政府謊言的最嚴厲打臉。
尤其是，農業談判向來是國際經貿中最敏感、最艱難的領域，因為它直接牽涉到國家糧食安全、廣大農民生計及國土的永續發展。一個專業的談判團隊，在面對強勢農業出口國的叩關時，理應寸土必爭，透過各種技術性貿易壁壘或關稅配額來為國內產業爭取轉型的時間。
但在ＡＲＴ談判中台灣對農業卻幾乎全面棄守，其中最嚴重的失誤，便是輕易放棄了「特別防衛措施」（ＳＳＧ）。這是台灣當年為加入ＷＴＯ，千辛萬苦才為國內如雞肉、稻米、豬腹脇肉、柚子等十四項脆弱農產品爭取到的最後保護傘，但賴政府談判團隊卻將這項防線拱手讓人。
更令人痛心的是，我方在關稅減讓談判上毫無底線的退讓。敏感性農產品爭取不到「產業調適緩衝期」，直接大幅降稅；液態乳與花生甚至全面零關稅，任由強勢的美國農產品長驅直入。
除了經濟利益的直接割讓，談判團隊甚至踐踏了動植物防疫與食品安全紅線。檢疫（ＳＰＳ）標準本應基於嚴謹的科學證據，是保護國土生態與國民健康的最後堡壘。但ＡＲＴ談判，賴政府卻大幅放寬對加工馬鈴薯的檢疫標準，將國民健康與國內生態環境放上談判桌作為交易籌碼。
台灣必須痛定思痛，徹底改革經貿談判體制。首先，應推動經貿談判機構的法制化與常設化，建立一套能夠吸引、培訓並留住國際經貿法、產業經濟與談判實務專才的文官體系；其次，必須讓經貿談判回歸專業主導，將主談權交還給具備實戰經驗的文官，並在任何對外承諾之前，強制落實與國內產業界、農業界的實質溝通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