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秋琪
兒時，一個盛夏的午後，我在院子裡玩耍渴了，跑回家喝水，拉開冰箱，拿出冰水瓶，仰頭咕嚕咕嚕就從喉嚨倒下去。此時，陽光透過窗外的釋迦樹葉，在地板上舖上細細碎碎的光和影。開心又滿足的我，感覺自己就像那隻住在龍眼樹下小土洞裡被我們猛灌水的蟋蟀。 我轉身又要再跑出去玩時，卻瞥見父親閉眼躺在床上，我嚇了一大跳，走近問：「爸，你怎麼了？」父親說：「牙痛。」父親臉上的每道皺褶都夾著歲月與痛苦，已不見平時的嚴肅與自持。他右手扶著右下顎，斷續發出「欸……啊……」的痛苦叫聲，我不知道他已痛了多久。那個午後，我沒再跑出去，拿來小板凳，坐在床邊，陪著他，拿水、冰和毛巾。樹上蟬鳴唧唧高唱，我也間斷地聽了父親一下午的故事，從此它們便像釘子般牢牢釘在我記憶深處。
剛開始，一臉無力的父親，指指他躺著的鐵床下方，說：「秋琪，床下我藏了一塊金子。」我彎下身，瞧了瞧黑洞洞床底，說：「床下什麼也沒有啊。」父親虛弱地說：「我把它藏在最裡頭那支床腳的內側。」突然我心底升起一種不祥之感，眼眶泛淚。那年我十歲，父親六十歲，從小我依著父親生活，常害怕年紀已老的父親如果不在人世，正值盛年的母親肯定會送我去工廠當女工。只怪當時我年紀太小，不知道牙痛這件事，看似要人命，但事實上多數是可醫治的。我甚至在父親短暫睡著後，開始緊張地注意他呼吸的強弱。
父親的牙齒，一陣痛一陣好，時睡時醒。不痛的時候，他繼續說：「記住，黃金是世界上最保值的東西。那年，我們的軍隊來到泰山下，被八路軍圍困在一個鄉村小學，彈盡援絕，很慘啊！大家都知道那晚敵軍肯定會攻進來。在司令臺旗桿下，我將隨身帶的兩條黃金，挖個洞埋在土裡。心想往後也許還有機會回來，再挖出來。」但是，父親再也沒有機會了。之後，父親被俘，脫逃，跟隨兵敗如山倒的散軍難民，長途跋涉，一路從山東往南行，有時坐火車，多數時候只能步行。路上，父親身上所有的東西都丟了，除了一枚田黃石印，那是父親用來領軍餉的。流落到香港難民營，憑藉這方田黃章，父親才得以重獲軍籍。歸隊後的父親，又被派至海南島，不多時共軍大舉南下，迅速渡過瓊州海峽，國軍兵敗如山倒，父親倉皇跟著軍隊撤退台灣。說到此處，我看到父親眼角泛出混濁眼油，不知是牙齒太痛，還是往事太苦。
那個午後，父親不同於平時的沉靜，絮絮叨叨地講述過往，那種生命危脆朝不保夕的無依感，深印在我記憶深處。他告訴我那枚田黃章就放在衣櫃抽屜第一和第二層中間的夾層裡。父親的有價證券存款，都要用這顆印，才領得出錢來。他要我去衣櫃拿出來。這枚田黃石方章，約兩公分高，缺一小角，色澤金黃，邊緣滑溜，散發一種矜貴的氣質，完全看不出曾貼身跟隨一路打敗戰的父親歷經各種出生入死的磨難。拿在手上，我忍不住摩撫，涼沁沁的，指腹觸感細膩溫潤，我頓時對它有了深深敬意，想著：「全家的支出、我的學費，全拜託你了。」
二十年後，父親去世，我從父親的通訊錄找到父親和他前妻的女兒–住在上海的姊姊。五年前的春節，她在兒子陪同下，到台灣祭拜父親。同父異母的姊姊是上海人民醫院醫師，溫和理性且能幹。在台灣，一路上，她習慣用數字來理解父親的生活，像是我們眷村的家多少坪、父親一個月退休俸多少、土葬和火葬的花費差別多少、眷村拆遷政府可有補助、當然也提到父親現金遺產的部分。說來慚愧，除了最後一項，其它的數字我完全不知曉。
我跟她的關係不像親人，倒像一個久別重逢的遠方之友，我給不了父親當年虧欠她的一份父愛，於是拿出父親遺留下來的田黃方章，遞給她，說：「田黃石印和軍功日記，是父親遺物中我最珍愛的兩項。田黃石印給妳，作個想念，軍功日記，我留著。」我同時講述了父親那段長途逃難依舊隨身帶著田黃章的故事。上海姊姊則以略帶不平的語氣敘述父親離開她們母女後，她母親又將她獨留山東姥姥家，隻身前往上海工作。上海姊姊求學過程幾經波折，文化大革命給下放到冰寒的黑河，工作後幾次申請共產黨員資格都沒通過。直到結婚生子後，才從她母親口中知道是因為父親這層海外國民黨的關係，阻撓了她原本可以更順遂的人生。
對上海姊姊，我心懷敬意，也明白橫亙在我們之間的，絕對是比台灣海峽還深的鴻溝。
至今，那方田黃印章拿在手裡的溫潤光滑的感覺，我依舊時時想起，只是它已不再屬於我。我心想：「上海姊姊，妳肯定會好好地珍愛它的，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