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炎東教授 筆者出生於台灣最南端-屏東縣恆春鎮車城鄉，海角七號旁的一個海口小漁村。初中畢業後雖以優異成績直升恆春高中並考取屏東高級中學及屏東師範學校。但由於家境關係而改讀享有公費的師範學校，主修英文科。在當了三年小學老師後又進入大學及研究所繼續進修，在求學的過程中，總渴望有一日能出國留學，但由於負擔繁重的公務及生活家計，因而一直未能圓夢。民國73年在半工半讀的情況下，取得國家法學博士學位。自此，筆者就在大學院校從事法政學術教學與研究工作，並擔任行政一級主管十餘年當中亦相當留意國際局勢的發展，尤其對我國近鄰-日本的法政、財經、文化及教育等之改革，一向投以無比的關注。按日本自明治維新推行立憲主義至二次大戰後，能從一個戰爭廢墟中重新站起來，而成為今日之經濟強國的歷史過程，殊值有加以探討與借鏡其經驗之必要。因此心中常有親自前往日本實地研究考察的想法，但由於公務纏身，赴日研習的機緣總是一波三折，當中曲折之情節與感觸，可說寸管難以形述。直至2013年8月1日收到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総合文化研究科許可證，獲聘為客座研究員，前往日本從事專題研究及學術交流。其實早在1997年9月19日，即已獲邀請前往東京大學擔任客座研究員之許可證，惟當時因有要公，繼而又承蒙中央警察大學與崇右技術學院長官之厚植，借調至崇右技術學院擔任副校長兼財經法律系主任，致而一時無法成行；此次承蒙日本東京大學國際關係史知名學者川島真教授之鼎力推薦，並通過該系所、院等級的審查，如願前往，多年之美夢成真，心中感到無比榮幸與喜悅。 左一為筆者之夫人林玉葉主任，左三為筆者，中間為東京大學國際關係史知名學者川島真教授。 西元2012年，我閱讀了《司法院人民參與審判之法例與實踐》乙書後，其內容對世界各國有關人民參與刑事事件審判制度，無論是陪審制、參審制或日本的裁判員制度、韓國的國民參與審判制度、德國參審制度、義大利人民參審制度、法國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等專家學者所撰述的論文，皆有深入之論述，尤其是日本東京大學井上正仁教授的〈日本裁判員制度〉、同志社大學三井誠教授的〈日本之裁判及審判－運作與課題〉、一橋大學後藤昭的〈裁判員審判事實認定與爭議之上訴救濟〉、東京大學大澤裕教授之〈裁判員制度與日本之刑事司法－以公判審理之應有方向為中心〉，及韓國首爾大學申東雲教授的〈韓國的國民參與裁判制度〉、韓國東部地方法院金庭長烔枓的〈國民參與審判之回顧與前瞻－以國民參與審判施行後法曹三倫之角色變化為中心〉，對以上幾位學者所論述的日韓兩國人民參與刑事司法審判制度之立法及實施過程與成效之評估皆有深入且精闢的見解，令筆者甚為敬佩。而司法院為推動我國的司法改革能先後邀請世界上有關推動國民參與司法裁判的國家之學者專家至司法院發表他們獨到之見解，以供我國推動觀審制度之參考是頗具意義的。所謂他山之石足以攻錯，取精用宏乃是推動任何改革制度的重要努力指標，殊值國人予以肯定。 筆者於東京大學駒埸圖書館留影。 筆者身為一個長年在大學教學與研究的法政學者，一向關心我國的司法改革工作，尤其是近年來隨著我國的民主發展，人民對司法的裁判品質之提昇可謂期盼甚殷，因此基於一個關心我國司法改革的學者之熱忱，主動向東京大學大學院総合文化研究科提出申請，以「日本裁判員制度」為課題再作深入的探討，經東京大學大學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審查通過而授予該校客座研究員身份赴日研究。這次學術之旅，是個人在追求法政學術過程中向前邁進的一個新里程，而且更有機會能與彼邦法政專業學者多作學術交流，分享司法民主化之心得經驗，其意義彌足珍貴。 來日研究期間深深感受到日本東京大學之所以能成為世界一流學府，實有其因，舉此次訪日目的較為密切的法學政治學研究科和総合文化研究科為例，前者學術教養紮實又深厚，後者著重科際整合與創新，在在體現了東京大學之所以成為世界頂尖大學的基礎所在。整體而言，東京大學無論是師資陣容、培育與晉用或是學生的錄取，皆有嚴格之規定，這從東京大學於平成25年(西元2013年)4月所編印的【東京大學法學部便覽】乙書中所列舉的各項規定即可窺見一斑。以筆者擔任客座學者為例，其實早在10年前筆者就已申請並經東京大學通過為客座學者。當時審查的過程中，首先他們要求筆者提出個人的學經歷及所有主要著作及研究計畫，歷經逐級審查後，才通知筆者通過並頒發許可證，這次筆者以「日本裁判員制度之研究」為研究主題亦需經過逐級審查才得到通過。東京大學的教授不但勤於教學及研究，他們對學生的輔導與關心亦是甚為周全的。但他們的學生對尊師重道亦是很能遵守的，對老師的敬重皆是出自內心的，真誠流露。而日本學生在學業的追求不但兢兢業業，且對品德的修養亦很自我修持，雖然西風早已深深地影響了日本的民風，但他們愛國愛校愛鄉的優質文化仍然保存且能加以發揚光大，這由他們注重校園美好環境與街道之整潔皆可一一感覺出來，而東京大學的軟硬體設備皆亦能注重傳統與現代的結合，而學術研究能注重科際整合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與綜合判斷、創新的見解更是獨具特色。 筆者於日本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留影。 2013年9月19日上午10時，東京大學大學院総合文化研究科舉行專攻會議，此次會議由科長石井洋二郎主持，在會議中特別邀請筆者針對客座研究主題【日本國民參與裁判制度之研究】做專題報告，由於研究內容切合當前司法革新之核心理念與實踐價值，甚得與會教授之肯定與支持，令筆者感到無比的欣慰。 筆者在來日研究之前即耳聞日本人非常勤於研究與創新之精神，世界上任何國家之任何一本名著一經出版，日本人就能很快的將其翻譯成日文版以供日本及各界人士參考運用。這次在東大參訪研究期間多次進入東大的總圖書館及其他部門的圖書館，即發現其館藏甚為廣博，尤其是法政學門方面的有關書籍相當豐富，這亦是東京大學之所以成為日本及全世界青年學者之最為嚮往的最大因素，而在政經、教育、文化等各界亦有不少人才是由東大出身的，實是良有以也。此次在日本研究期間，筆者深刻體驗到日本若干學者對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教育、文化等皆有相當深入之研究，當中亦有不少學者專家對台灣甚為友好者，諸如曾任東京大學總長(校長)的矢內原忠雄教授，他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他一向秉持著基督愛世人的精神，關懷殖民地社會遭受壓迫與剝削，因而大力提倡被殖民者應獲得更公平與合理的對待。他亦曾在「帝國大學報」發表〈在台灣的政治自由〉之文章，為台灣人民發出正義之聲，批評當時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人民缺乏政治及言論自由，其充分發揮人道關懷之精神與道德良知，令筆者甚為感動。在日本研究期間，筆者多次與日本幾位友人在論及不久前所發生的福島核災巨變中，他們對我方政府與人民給予之大力救助，至今仍感念不已。 如同日本和南韓，台灣當前正從事司法的改革，如推動「觀審制度」，其主要動機，乃是為了藉由「審判民主化」增加司法制度的正當性，而「公民參與」亦可提高司法透明度，促進民眾對司法程序之了解。尤其我國在經歷司法界少數害群之馬收賄醜聞，以及所謂「恐龍法官」造成社會負面觀感之後，如何維持人民對司法的信任，與司法裁判不致背離人民情感，成為不可不審慎思考的問題。 筆者在日本東京大學擔任客座學者期間，與內人林玉葉特在東京大學前故總長(校長)矢內原忠雄紀念碑留影。(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間，矢內原忠雄曾為台灣人民的言論及政治自由發出正義之聲而為文發表於帝國大學報。) 特別是日本，更值得我國借鏡。筆者在參訪位於東京永田町的國會議事堂、最高裁判所及憲政紀念館等三權分立之最高象徵的機關單位時，深深感受到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國家體制改造偉業之深遠歷史意義。遙想當年清廷在甲午戰爭中慘敗後，曾派員向日本學習憲政改革的經驗，唯立憲設計仍以皇室角度出發，無法落實國民主權而以失敗告終。反觀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不僅憲政改革循序漸進，2009年更在政治界及司法界等有志之士戮力奮鬥下，實現了融合陪審制與參審制之優點，獨創了具有適合日本自己國情特色的裁判員制度，為其國家之司法革新開拓一個更為理想之境，進一步深化了國民主權的原理。我國歷經九○年代後一系列的憲政改革，至今已完全落實選舉的主權在民之理念，然而民眾對司法的信賴仍感不足，今後應在符合我國國情的前提下，參考借鏡日本循序漸進地實現司法的主權在民之經驗，加速深化司法民主化之工程，使我國憲政體制分立與合作之原則、民主化之根基及國民主權精神更加體現與鞏固。 筆者於日本最高裁判所留影。 筆者曾於1988年獲聘前往美國奧斯汀德州大學政府系擔任訪問教授，二十年後如今再度出國赴日客座，從事訪問研究，心中充滿無限感慨與感激。誠如美國知名法學者孔傑榮教授所指出的，台灣即將實施的觀審制度是深具意義的，對未來司法改革之影響是深遠的。筆者亦認為「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行穩才能致遠、有為者亦若是」。然而，世界上很難找出一個十全十美的制度，適合甲國的未必適合乙國，千萬不可強行移植。畢竟我國的國情與歐、美、日、韓等國有所不同，但只要我們能夠堅守住實踐司法民主化的決心與毅力，採循序漸進的方式，先由試行觀審制開始，向前走一小步，視實施結果與績效如何，加以確實評估。如果成功了，當可進一步在全國推行觀審制度，俟全國實施觀審制度確實成功之後，再進一步規定實施，如同美國的陪審制、或是德國的參審制、或是日本的裁判員制度、或是另行立法建置具有我國特色的「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如此方為我國實施司法改革最穩健可靠的思維與策略也。日本的司法改革，尤其是在裁判員制度的立法及實施之能有今日的成就，乃是政府與人民歷經十多年的宣導與溝通，在國人建立共識之下才得以在2009年開始推動，至今四年多，經評估已獲得相當的成效，所謂「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因此，筆者希望藉由此次親身探訪研究，期許能為我國司法制度之健全完備，貢獻棉薄之力，贏回國人對我國司法的信賴，共同為國家的永續發展與人民的安和樂利、幸福生活開創一個更為理想的新境界。 〈本文作者黃炎東博士：歷任台大教授，警大教授，崇右副校長暨財法系主任，海洋大學兼任教授，開南大學法商講座教授，北商大榮譽講座教授，東華大學通識教育大師典範講座，中山大學行政主管班講座，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司法官學院〉法學課程講座，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博士班講座，美國德州大學奥斯汀校區政治系及日本東京大學(日本裁判員制度之研究)客座學者，衛生福利部法規會委員。現為大學講座教授、燿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顧問、台湾商業聯合總會顧問、國立屏東大學大武山學院講座教授。〉

黃炎東 2022（民國111）年6月1日，對我來說可是一個很重要很有意義的日子，就是有兩件關係我在奉獻教育志業的生涯中獲得了高度的肯定與鼓舞的日子，首先是今日早上我接獲了我一向很敬愛的母校大學長及長年指導我的恩師，也是我們燿華企業集團的大家長暨母校國立屏東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張總裁平沼博士，為我即將出版的《教育與法政一感恩的人生》所惠賜的珍貴序文。 第二件重大且深具意義無比的事，就是當天下午3時40分至5時30分於母校屏大大武山學院開授的「憲法與人權」講座，在本校主任秘書（準校長）陳永森博士卓越的主持引言，及大武山學院副院長黃玉枝教授、楊增暐老師光臨指導、承辦行政人員張香美同仁等的大力協助，及所有同學們踴躍出席的美好氛圍，圓滿完成本學年度我在母校所開授的講座教授課程，益使我深深的感受到母校屏大於我培植之鴻恩盛德，山高水長，而母校的師長、學長、同仁及同學，永遠都是那麽親切無比，而這一堅若磐石的親情友情，讓我永銘心中。 （本文作者係國立屏東大學＜屏師＞56級砥礪班畢業校友） （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黃炎東 建立良性政黨政治制度以有效落實優質民主憲政   民主政治是民意政治，法治政治又是政黨政治。政黨成立之目的乃是透過選舉的方式，以求選舉勝利取得政權，實踐其福國利民的政綱政策為目的。因此，當選舉之際，各政黨皆會透過黨內初選或政黨內部協商，以求能選出更為傑出的候選人以代表其政黨，博取民眾的支持。直到目前為止，尚無其他組織可以取代政黨去扮演這個角色與功能，唯有透過良好的選舉制度與政黨競爭體系，才能真正落實國家的憲政體制。 不同的選舉制度對政黨發展都會造成不同的影響。以德日兩國所採用的單一選區兩票制，即一般通稱的混合制（Mixed or Hybrid System）為例，所謂德國制或日本制的計票方式亦各有其優缺點，但不可否認的其對各該國家政黨政治發展的影響與憲政體制的運作是有很大的關係。沒有良性的政黨競爭就沒有健全的民主憲政的政治哲理，朝野最後能以理性冷靜高度政治智慧，一切以國家與人民的最高考量原則下，共同克服了這一政治上的難題。 任何憲政體制之實現，必須以建立一個良性的政黨政治制度為前提，我們亦應體認現在是政黨政治來臨的時代，因為政黨成立之主要目的乃是要為全民之福祉而奉獻，並不是只為自己政黨的利益著想，而必須以更宏觀的格局為全民之幸福生活而打拚，因此「政黨政治」並不是「仇敵」的政治，而是建立在既合作又競爭的基礎。筆者認為唯有建立一流的憲政體制與良性競爭的政黨政治，才能有效的形塑一個更為優質的選舉大環境。 直至當前，中華民國之現有政黨合計81個，現在的執政黨為民主進步黨，在立法院擁有62個席次；中國國民黨為最大的在野黨，在立法院擁有38個席次；其次為台灣民眾黨，在立法院擁有5個席次；時代力量黨在立法院擁有3個席次；台灣基進黨在立法院擁有1個席次。 我國在2020年1月11日，舉行第15任總統、副總統選舉與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共同構成2020年中華民國中央公職人員選舉。三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的選舉結果如下： 民進黨的蔡英文、賴清德的得票數為817萬0231票 (57.1%)；韓國瑜、張善政的得票數為552萬0219票 (38.6%)；宋楚瑜、余湘的得票數為60萬0850票 (4.3%)。2020總統大選投票總人數計1446萬4571人，投票率為74.9%，有效票為1430萬0940人，無效票為163631人。  本屆立法委員選舉為中華民國立法院採用單一選區兩票制之後的第4次選舉。第10屆立法院的總席次共計113席，其中73席區域立法委員採單一選區制選出，3席平地原住民立法委員、3席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員採複數選區制選出，34席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採比例代表制選出。 總統蔡英文、副總統賴清德皆為民進黨黨員，而民進黨在立法院擁有62席次，因此，未來的四年間，民進黨無論在行政與立法上可說是完全執政完全負責。惟政黨成立之目的乃在於為國家與人民謀求幸福的生活，而目前我國正面對新冠肺炎的疫情嚴峻之考驗，一切應以台灣優先、對人民有利為考量，所有朝野政黨及全民皆應捐棄成見，同心協力，共同為台灣人民的自由民主人權之幸福生活開創一個美好的新境界，並全力以赴維護我國之主權，以確保國家的安全與同胞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權之幸福生活。 俗云：家和萬事興，同胞要團結，團結真夠力，綜觀古今中外歷史的經驗，大凡任何國家發生重大災難之秋，只要全國無分朝野上下，全民團結合作同心協力下大都能共赴國難，最後都能一起渡過難關。如英、美這兩個先進國家在國家發生外敵侵犯之際，朝野政黨在以大局為重之思維下都能立即實施所謂政黨休戰(Party Truce)，團結一致對外，全力以赴共赴國難，因為國家生存永續發展之利益是永遠超越任何個人或政黨之利益，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呢？ 像台灣在這次防疫作戰，我們全民無分朝野皆能發揮「做好防疫工作，人人有責」的精神，以傑出的防疫亮麗績效，赢得國際各界人士之稱讚，這一優質的良好民主風範，是很值得我們珍惜和繼續保持，共同努力開創更為美好之新願景。   朝野政黨合作協商推動憲改大業，以強化民主憲政與保障基本人權之優質功能。   依立法院修憲委員會組織規程第3條規定：修憲委員會之委員為立法委員總額三分之一加一人，由各政黨（政團）依其院會席次比例分配，並依保障少數參與原則組成之。依立法院修憲委員會組織規程第4條規定：本會置召集委員五人，由委員互選之。本會會議，除首次會議由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外，以召集委員一人為主席，由各召集委員輪流擔任。目前擔任修憲委員者，民進黨的修憲委員原為22席，但其禮讓2名給無黨籍之委員，國民黨的委員為14席，台灣民眾黨為2席，時代力量黨為1席。目前朝野相關修憲提案計30多件，主要包括「18歲公民權」、「廢除考監兩院」等議題。依筆者的看法，目前各政黨針對各項議題可以共同充分討論，一切應依政黨協商而尋求共識，最後需經公民之複決。 依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2條等相關規定：憲法之修改，須經立法院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提出憲法修正案，並於公告半年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才能通過，不適用憲法第一百七十四條之規定。 由此可知，修憲的門檻確實很高，若要通過任何修憲條文，皆需經過各政黨的協商討論取得共識，在立法院通過，並經過多數公民複決方能通過。因此，政黨的協商與取得大多數民眾支持才能完成修憲大業。   從憲法法理論『完全執政與完全負責』政黨政治之真諦與實踐----建構更為優質的政黨政治與選舉文化   2020年1月11日，民進黨在立委選舉中贏得了62席次（本為61席，1席為以無黨籍競選，當選後加入黨團運作故為62席次）；代表民進黨參選正副總統的蔡英文、賴清德又以817萬2百31票贏得總統、副總統選舉。代表國民黨競選正副總统的韓國瑜、張善政獲得了552萬2千1百19票，立委國民黨籍黨選38席、台灣民眾黨立委當選5個席次，時代力量黨當選3個席次，代表親民黨參選總統、副總统的宋楚瑜、余湘得60萬8千5百90票。由這次總统、立委選舉之結果，又再度顯示人民選擇了行政與立法權「一致政府」，由民進黨完全執政。民主政治乃是講求權力分立與監督制衡及權責相符的憲法原理，亦即是民意政治、責任政治、政黨政治、法治政治的落實。也就是說，人民才是政府真正的頭家，人民可以把權力交給任何獲得他們支持的政黨執政，但若做得不符合民意，人民亦可將權力收回去，此乃民主政治之真諦。 目前民進黨已獲得完全執政的地位，尤其在立法院程序委員會席次上，民進黨更是達到絕對多數。未來在議案審查，從入關到三讀通過，民進黨可以說佔盡優勢，加上第十五任總統選舉，民進黨又以超過對方陣營二百多萬之高票當選，因此難免引起社會大眾聯想到所謂「一致性的政府」是否會導致「一黨獨大」而難以制衡的問題。如日本，自民黨亦是「一黨獨大」，採取總統制的美國，總統與國會多數黨同屬一黨之時雖相對較少，但並非沒有，然重點在其憲政設計上都有完整的配套，日本有解散國會重新改選的制度，可以打破行政與立法的僵局，美國參院每兩年改選一次，民意可以進行任期間的監督，而目前我們這部憲法都盡付闕如，而公投法之門檻又過高，因此亦很難發揮人民最後的制衡武器。未來執政的民進黨，不但有需要向全國人民說清楚講明白，更須證明「一致的政府」，不但不會帶來權力的失衡，並會提出具體的方法來自我約束，嚴加防範權力的濫用，讓國人相信「一致政府」能真正達到完全負責的效果，且能提升服務人民的品質。另一方面，在野的國民黨及其他政黨，對執政黨亦須善盡反對黨的角色功能，對執政的民進黨有效地監督；同時司法、監察部門與媒體或是學者專家，亦須共同扮演對政府之制衡角色，作為政治權力的最佳防腐劑，並提出有益國計民生的政綱政策，以獲得人民的信任，為深化與鞏固我國得來不易的民主，立下更為良好的根基。 在李前總統登輝時代，由於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行政院等機關皆屬於國民黨一黨控制，所以社會各界對於權力制衡的問題，出現了很大的疑慮。尤其是自民國八十六年第四次修憲以後，行政院長由總統直接任命而不須經由立法院同意，而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規定行政院仍須向立法院負責，自此以後，形成總統有權無責，而行政院長有責無權的現象，而行政院長頓時間成為總統的幕僚長，依憲法本文第五十三條規定：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但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規定：行政院仍須向立法院負責，因此擔任行政院長者實左右為難，除非在行政運作上總統與閣揆、立法院之間能協調妥適合宜，否則閣揆在總統與立法部門之間，往往會有所謂兩大之間難為小矣！惟在李前總統執政期間，由於國民黨一黨優勢，行政權與立法權由同一個政黨掌握，在運作上即使面臨民進黨在立法院之強烈抗爭，但大體上國政之運作尚稱順暢。 在陳前總統水扁執政期間，民進黨雖贏得總統寶座，但國會卻由泛藍陣營掌握優勢，形成朝小野大局面。非但行政與立法部門關係欠佳，府院權責嚴重失衡亦無法釐清，加上政黨間的惡鬥，造成國政嚴重內耗。因我國中央政府體制不同於法國雙首長制，陳前總統無法如同法國總統般可以主持行政院會議（相當法國的部長會議），以推動其政策，另一方面在野的國民黨所主導之泛藍陣營立委，亦不願意主動發動倒閣權來作為制衡政府的手段。如此一來，總統就無法依據憲法行使解散立法院之權以化解僵局，使得政府這部大機器不停地空轉。再者，立法院對總統罷免或彈劾權因發動門檻過高，即使通過立法院那關，仍須再送請公民複決或移請大法官審理，使其在行使制衡實有難上加難的條件，而形同束之高閣。 而執政民進黨的「一致性政府」，比第一次政黨輪替陳前總統時代所形成的朝小野大的局面，預期能帶來較為安定之政局。但為求國家之長治久安，終究不能僅依短暫穩定的時局來確保國家永續的發展，國人當仔細地思量，如何打造一部合宜的憲政體制，以更能發揮適時適地、權責相符的憲政體制規範，來維持國家未來民主政治永續的發展，而不能端賴選舉結果來治理國家。 「一致性政府」與「分立性政府」是相對的政治名詞，所謂「一致性政府」，就是掌握行政權的執政黨，亦掌握國會多數的席次，使行政與立法權皆掌握在同一個政黨的手裡。而「一致性政府」是否就會帶來政黨與政府的專制濫權呢？ 試觀實施內閣制的英、日、德等國家，如國會由同一黨掌握多數席次時，就由該黨負責組閣，閣揆及大部分閣員皆由同黨的議員兼任，形成行政與立法由同一政黨掌握的「一致性政府」；如在國會大選後，沒有任何一黨獲得半數以上的席次，就由獲得較多席次的政黨與其他政黨協商共組所謂聯合內閣或執政聯盟，如最近德國大選，由麥克爾政府所籌組的執政大聯盟，就是所謂的「分立性政府」。 在內閣制的國家，如英國乃是以一黨獨大為執政的主要條件，由國會大選獲多數席次的政黨負責組閣，使行政與立法部門連鎖合一，方能有效貫徹執政黨在選舉中對選民所提出的政見，且釐清政治責任，在野黨亦可扮演忠誠反對黨的角色加以監督，因此在內閣制國家的「一致性政府」，乃是貫徹民主政治與責任政治的最有效施政方式。而議會政治就是政黨政治，國會若能選出一個多數席次的政黨，就能有利於議事之運作及議事效能之提升，反而可以增加行政與立法部門之和諧，使政局穩定。 而美國自1946至2004年，58年期間曾有36個年頭處於「分立性政府」，另22年處於「一致性政府」之狀態，美國選民都會憂慮行政與立法分別由不同政黨控制的分立政府可能引發的紛爭，而一黨主政也不能保證政黨不被輪替，無論是美國或法國，政黨輪替與再輪替的選舉循環，都是民主社會政黨選擇與民主政治偏好的正常現象而已。 復觀美國、法國、德國、日本等民主先進國家，每次大選後各國所組成的新政府，無論是「一致性政府」或是「分立性政府」，由於其人民具有高度的政治素養，政治人物皆能遵守憲政的規範，尤其他們皆有良好的中央政府體制，而能發揮權力分立與制衡、權責相符的憲政體制功能，所以國政都能順利推動，並未造成嚴重內耗。因此我們認為政府的組成，無論是「一致性政府」或是「分立性政府」，都要能遵守憲法規範，不至於有一黨獨大而濫權之問題，因為人員的眼睛是雪亮的，在民主政治的國度裡，人民才是最大的制衡力量。 筆者認為，既然民進黨在國會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席次，又贏得總統寶座，行政與立法合一對人民負完全責任，乃是實施民主的常軌，因為在民主國家由多數黨執政乃是正常之事，不能與隱含有專制獨裁意涵的「一黨獨大」畫上等號。惟筆者亦認為社會上既然有「一黨獨大」濫權的疑慮，執政的民進黨，當以更謙卑的心，誠心誠意地傾聽人民的聲音，在權力運作上更要嚴加自我約束，加強行政與立法部門之各黨團溝通工作，尤應尊重民意的主流趨勢與歸向，因為在一個民主政治體系中，人民才是政府真正的頭家，無論是執政黨或在野黨，都應該為台灣人民的自由民主人權之幸福生活開創更為美好的新境界。 （作者歷任台大教授、警大教授、崇右影藝大學副校長，現為屏東大學大武山學院講座教授）

林碧楨老師（右三）、林碧楨老師之長女（右一）、黃炎東講座教授（右四）、林玉葉老師（右二）。(作者提供) 黃炎東 日前我與內人玉葉一起特前往台北市景美拜訪恩師林碧楨老師，林老師學養頂尖卓越，自台灣師範大學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後，奉派至當時花蓮師範學校任教，當年能考入師範學校就讀可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林老師在花師任教時，她們的校長是李昇先生（按李昇先生的公子李安先生即是享譽國際的知名導演），在李校長卓越的帶領及林老師等導師們共同努力下，確實培育了很多優秀的教師人才，分佈於各處為培植國家人才做了很大的貢獻。 所謂教育乃是百年樹人的神聖志業，從我與內人能有機會向林老師當面請益，所論述的內容更可得到有力的印證。 李安導演的父親李昇校長。(作者提供) 林老師府上皆是很頂尖卓越且對國家教育工作貢獻至為厥偉的教育家，按林老師的先生趙金祁博士，歷任師大教授、國立中山大學校長、教育部政務次長；林老師的公子趙涵捷博士，曾任國立宜蘭大學校長，現任國立東華大學校長，他們皆能長年獻身教育神聖志業，春風化雨，為國培育優秀人才以蔚為國，實踐了良師興國的崇高理想，真是功德無量。 林老師不但國學底子深厚，而且也精外國語文，在聚會中偶爾談到當年她們求學階段，她的日文造詣可是精通流利無比，令我深深的感受到當年師範教育是德智體群樣樣精到，而我與內人有機會親自向林老師當面請益，深感榮幸之至。 （本文作者黃炎東歷任台大、警大教授、崇右影藝大學副校長，現為大學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