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史前祭祀到清宮收藏，古玉如何在誤讀與再詮釋中展現文化的多重生命 劉振漢 作者介紹：劉振漢先生現擔任台南文物協會副理事長，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評與古物研究碩士班」畢業，收藏方向主要為古玉器範疇。 一、引言 在中國古代文明的長河裡，玉器始終扮演著獨特而重要的角色。它不僅是裝飾之物，更是宗教、政治與文化的載體。從史前社會的祭祀儀禮，到帝王書齋中的文房雅玩，玉器的意涵雖隨時代而變，卻始終承載著權力與文化的象徵。龍山文化（約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作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重要文化形態，是中國玉器發展史上的關鍵一環。 筆者曾在〈解碼五千年：玉雕紋方鐲的前世今生與誤解〉一文中，談到乾隆皇帝見到一件良渚玉琮時，誤認為輦車的承重器，並刻詩題咏，使其意義在流轉中發生轉換。那件器物的遭遇，見證了歷史記憶的遺失與重建。本文希望延續這個主題，藉由另外兩件同樣出自龍山文化的玉圭形器，來比較它們的特徵，並探討古玉如何在歷史長河中可能被誤讀與再詮釋，最終展現跨越千年的文化生命力。若讀者有興趣也可將筆者所寫的〈從故宮的一件龍山文化的玉圭談起〉一同閱讀。 二、龍山文化與玉圭形器的原始意義 龍山文化發源於黃河中下游，是中國史前社會進入複雜化與階層分化的重要階段。這個時期，除了舉世聞名的蛋殼黑陶外，玉器的出現與精緻化，也揭示了權力象徵與宗教祭祀的制度雛形。 本文所稱的「玉圭形器」，是指龍山文化時期出土的長條形玉器。其形制與後世《周禮》所載的「圭」相似，但實際上更接近早期玉鉞的雛形。「圭」這一名稱是後世沿用的稱呼，方便對照理解，嚴格來說並不代表龍山時期已經存在制度化的「圭」。 圖一：龍山文化玉圭形器，器形修長，刃口平直，長21、寬4.9、厚0.7公分，1976年江蘇省潥陽市出土。 三、兩件玉圭形器的相關特徵 第一件玉圭形器 故宮博物院定名為「玉鉞」，長18.7公分、寬4.53–5.4公分、厚1.3公分，材質為細膩不透明的牙白色玉。全器呈長梯形，刃口平直而鈍，無明顯使用痕跡。特別之處在於有兩個圓孔：一個貼近柄端邊緣，單面鑽成；另一孔較大，採對鑽而成。孔的設置或與佩掛或固定方式有關，但確切功能至今仍未解明。 圖二：第一件玉圭形器，配有絲穗、紫檀木盒，並將御製詩刻在玉上。 第二件玉圭形器 故宮博物院定名為「玉圭」，長31.1公分、寬8.5公分、最厚1.25公分，材質為牙黃色閃玉。器形窄長，刃部同樣平直無痕，僅有單孔，孔壁平直，展現出高超的鑽孔技術。尺寸較大，視覺上更具威嚴感，或許在當時屬於更高階層或特定場合使用的禮器。 圖三：第二件玉圭形器，器表除了加刻御製詩外，還刻了乾隆皇帝的四個璽文。 這兩件玉圭形器雖同屬龍山文化，但在材質、大小與孔的設計上各有差異，正說明了玉器製作的多樣性，也可能反映出不同功能與地位的差別。 四、乾隆皇帝的再詮釋 這兩件玉圭形器的故事，並不僅止於史前時代。它們在清代被乾隆皇帝重新認識，並留下御製詩刻，讓我們看到古器物跨越時空的「再詮釋」。 第一件玉圭形器的解讀 乾隆曾為之題詩〈題古玉斧珮〉，詩中有言「玉寓潤温斧寓剛，古人作珮意誠良」，可知乾隆皇帝認為這是古人以玉所製作的斧形佩飾，象徵剛柔並濟。器表刻有御製詩與皇帝璽文，他甚至為此配置絲穗、紫檀木盒，並在盒內加刻御製詩，可見其珍愛之情。 圖四：第一件玉圭形器上乾隆御製詩及璽印 第二件玉圭形器的解讀 乾隆曾兩度為其題詩〈題古玉尺〉、〈再題古玉尺〉，將其誤認為「玉尺」，視為丈量用具。器表刻有御製詩與皇帝璽文，並加以木托與絲穗陪襯。乾隆的理解雖與今日考古研究大相逕庭，但這些「誤讀」卻正顯示了不同時代對古玉的再詮釋與想像。 圖五：第二件玉圭形器上的乾隆御製詩題刻 五、文化意涵與歷史啟發 從龍山先民的手中，到清宮帝王的收藏，玉圭形器歷經數千年的文化轉化。它原本的宗教與權力意義，在歷史流轉中逐漸模糊，反而被後人賦予新的解釋。 這提醒我們：考古器物並非靜止不變，而是會隨著時代的知識結構與審美趣味而「重生」。當我們閱讀早期考古報告時，也常有類似感受—因為某些器形早已淹沒於歷史長河，後代早已不知其所以。乾隆的詮釋雖不正確，但卻折射出古玉在清代宮廷中的文化價值。對我們今日而言，既理解玉圭形器在史前的本義，也多了一層乾隆皇帝對它的文化再造的思考。 六、結語 玉圭形器，是龍山文化先民凝聚智慧與信仰的結晶。兩件玉圭形器，一大一小，一白一黃，見證了新石器時代玉工的精湛技藝與社會象徵。同時，它們也承載了乾隆皇帝的再詮釋，跨越時空，成為清宮文化的一部分。 圖六：兩件玉圭形器並列對照圖 圖片來源 圖一：南京博物院編，《玉潤中華：中國玉器的萬年史詩圖卷》，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3年，頁100。 圖二、圖四、圖六：玉鉞。國立故宮博物院，台北，CC BY 4.0 @ www.npm.gov.tw 圖三、圖五、圖六：玉圭。國立故宮博物院，台北，CC BY 4.0 @ www.npm.gov.tw 作者的話 乾隆皇帝曾將良渚玉琮誤解為「輞頭」，亦曾錯讀龍山文化的玉圭形器。然而，在筆者看來，這些並非不可原諒的錯誤，而是特定時代條件下的必然局限。正因他對古玉懷有極大的熱情，才推動了清代玉器收藏的蓬勃發展，並開啟了玉器藝術的另一個輝煌時代。更耐人尋味的是，即便身為帝王，手握整個帝國的資源，身邊聚集無數飽學之士，仍無法完全洞悉古玉的奧祕；那麼，今日的收藏家與研究者又怎能自詡無所不知？因此，我們更應承認人類理解的侷限，唯有在持續的學習與探索中，方能一步步逼近歷史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