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等在野黨及部分綠委主張發現金。(取自國民黨網站) 行政院長蘇貞昌昨天向蔡總統報告五倍券規劃，看來儘管在野黨和部分綠營立委主張發放現金，但五倍券政策已勢在必行；至於蘇貞昌堅持推動五倍券的原因，主要在於五倍券等同現金，但不會被存起來。持平而論，無論三倍券、五倍券，都比發放現金多花行政成本，但消費刺激的程度相差不多；至於怕民眾把現金存起來，更是蘇揆漠視民瘼、天龍國裡的冷氣房思維。 政府曾兩度以發券方式試圖振興經濟，即消費券與三倍券。就振興經濟的效益而言，根據中華經濟研究院估計，由於消費券有超過三分之二用於民眾本來就要花費的日常生活支出，因此僅淨增加國內生產總值（ＧＤＰ）零點二個百分點。儘管蘇內閣稱三倍券創造一千億商機，但不僅學術界存疑，審計部也直指「評估尚欠嚴謹」。 有關於消費券、三倍券與發現金的提振經濟效益，政大財政系教授陳國樑就曾指出，除非消費券和三倍券發的面額大於一個人的消費規模，且不能買賣或轉讓，否則消費刺激程度和現金都是一樣。再從行政管理成本來看，陳國樑推算發放現金最低，其次為消費券，而三倍券最複雜；就實際發生的行政成本來看，三倍券的確大於消費券，而行政院估計五倍券的行政成本與三倍券相差不多。就此來看，蘇內閣何必堅持多花成本去做提振經濟效益相同的事情？ 至於蘇揆認為發現金會被民眾存起來，就更是脫離庶民思維。倘若以民眾的收入面來看，收入高如富豪者，就算領到五千元現金，對他們而言也只是「錦上添了一朵小鮮花」，本來自己賺的錢就花不完了，多了五千元更是花不完；簡言之，對收入多到花不完的民眾而言，這不是刻意把錢存起來，而是花不完「只好」把錢存起來。 但是，對於收入偏低，或者是近期失業、無薪假、工時被迫縮短的人來說，這五千元可能就是「救命錢」。根據主計總處統計，二０一九年平均每戶消費支出近八十三萬元，但最低收入百分之二十、次低收入百分之二十的家戶平均可支配所得都低於八十三萬元，而平均可支配所得中位數則為九十萬五千元。換句話說，二０一九年即有百分之四十幾的家庭入不敷出，更何況疫情衝擊之下入不敷出的家戶數可能還會增加，他們領到錢會存起來嗎？更直接地說，對這百分之四十幾的家戶來說，家裡每人領到五千元「生食都不夠，哪有通曝乾」？ 再以實際儲蓄況狀觀察，根據台灣金融研訓院去年公布的調查，百分之十九點五的家庭無法在一周內籌足十萬元，「一旦面臨生活中的負面事件衝擊，將有立即性的風險」；此一調查也顯示，百分之十六點六點的家庭沒有任何儲蓄，百分之十五點三的家庭儲蓄低於四萬元，百分之十一點一的家庭儲蓄介於五萬元至十一萬元。換句話說，若以每月每戶消費支出六點九萬元計算，百分之三十一點九的家庭若收入驟減，恐怕撐不過一個月；百分之四十三的家庭，恐怕撐不過兩個月。就此來看，無論現金或五倍券對他們都不是會拿去存起來的「收入」。 如果蘇揆以為發五倍券就不會被存起來，這也未必說得通：民眾拿五倍券消費，他可能就會存起手中的等值現金；更何況，有些人現在存錢，是為了以後的消費。質言之，蘇揆不發現金，恐怕是因為不願被說成「拿香跟拜」吧？

奧運的宗旨在於造福人類和諧；若因奧運而破壞兩岸和諧，豈不是違背了奧運初衷？(路透，資料照) 東京奧運日前圓滿落幕，中華奧運代表團創下我國參加奧運最佳成績，國人與有榮焉。蔡英文總統特地下令空軍派遣幻象戰機伴飛代表團專機，以示對這群選手們的尊重與感謝。然而，在歡慶國手優異表現之餘，因奧運競賽而衍生的兩岸紛爭也不容小覷，兩岸當局與人民都應避免對已陷入冷和的兩岸關係造成更大衝擊。 「政治歸政治、運動歸運動」的確是個理想，但現實面根本無法擺脫政治力量對國際運動賽事的干擾；這種狀況因兩岸交惡，在本屆奧運場外更為明顯。由於台灣及大陸選手較勁的賽事相當多，使得綠營網軍傾巢而出，除了竭力為台灣選手加油打氣，也不忘嘲諷大陸對手。國人寄予厚望的戴資穎敗給陳雨菲，剎時兩岸網民互嗆；我國桌球混雙獲得銅牌，台灣有人高喊是「本土桌球運動員的第一面獎牌」，卻被對岸披露兩位台灣好手曾參加大陸國訓隊訓練的真相，更不用說其教練還是大陸籍。 原本是優質的運動競賽，卻遭扭曲成兩岸情仇，戴資穎在賽後放上與其他羽球女好手的合照，其中包括了陳雨菲，等於戳破了這群網軍的假面謊言。林昀儒從未否認從小接受陸籍教練栽培、到大陸受訓的經歷，現在卻看到綠營有心人士刻意醜化抹黑對岸教練的付出，為其政治私利而恣意煽動群眾仇恨。綠營網軍這種不顧是非的行為，國人實在難以苟同。 這些綠營網軍可否想過，兩岸通婚達數十萬人，若日後其子女代表中華民國參加國際賽事而獲獎，難道土生土長的陸配第二代或第三代不配稱為「本土選手」嗎？ 面對脫序、甚至違背民主原則的網路言論，蔡政府、尤其是蔡總統本人不能再以言論自由為藉口，掩護惡質網軍在脆弱的兩岸關係上煽風點火。雖然兩岸關係緊繃對執政的民進黨有利，卻會對台海和平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蔡總統不該以黨派私利凌駕國家及全民利益。 不可否認，部分台灣人民對中共有如此根深柢固的厭惡，主因就是其近乎蠻橫的打壓手段，這卻讓民進黨有炒作仇陸激情的機會。因此，要徹底消弭台海衝突的潛在因子，中共必須重新思考對台政策思維，務實地接受中華民國屹立於台灣的事實，才能有效降低台海風險，進而共同尋求維持兩岸長治久安的和平策略。 相對的，蔡政府也不能消極地以為不改國號就是維持兩岸關係現狀，卻放任台灣內部自我撕裂，只為了爭論究竟這些國手是「中華台北」或「台灣」？更甚者，偏激網民出征「中華台北」支持者，更對大陸網民口出惡言，還無限上綱到政治層面，這些不但逾越基本言論自由範疇，而且對兩岸關係有害無利，卻仍不見執政黨出面制止，令人懷疑民進黨是否想趁機攫取政治利益？很明顯，在綠營網軍的惡意攻訐下，主張兩岸應和平共處的溫和聲音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民粹激情，這對台海安全將造成永久性傷害。 面對難以打破的「一中」國際現實，台灣沒有坐視兩岸關係持續惡化的本錢，蔡政府除了強化與友好國家的往來，更要主動掃除台海衝突的任何因素，切莫炒作各國友台作為，卻忽略改善台海互信，如此本末倒置極可能引發兩岸誤判。尤其是，奧運的宗旨在於造福人類和諧；若因奧運而破壞兩岸和諧，豈不是違背了奧運初衷？

李顯龍警告美中衝突對世界來說是個災難，而「兩國對彼此都有強烈的情緒」。(中央社，資料照)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日前針對國際形勢發表談話，內容觸及美中對抗、兩岸關係等等；從李顯龍的談話中，不但可以看出他對國際局勢的憂心，也可以看出他認為美國、中國大陸各自內部的「共識」是導致對抗局勢的根源。李顯龍此次談話，有三個主要關鍵字：「強烈的情緒」、「誤解」，「誤判」，這三個關鍵字確實發人深省。 新加坡地小人寡，經濟實力卻舉世矚目；由於資源有限，新加坡向來靈活善用本身優勢爭取國家利益、趨吉避凶。就外交面向來看，新加坡一向與強國、鄰國維持等距、中性交往，而且深知東亞局勢一旦陷入動盪，新加坡勢必受到波及，因此積極介入東南亞事務、致力推動東南亞及亞太地區的安全與和平發展。正因為如此，李光耀、李顯龍父子的談話皆具有舉足輕重的分量。 日前，李顯龍在「阿斯本安全論壇」視訊會議中，很直接的警告美中衝突對世界來說是個災難，而「兩國對彼此都有強烈的情緒」。從衝突理論的角度來看，美中衝突可凝聚雙方內部的團結，而李顯龍所說的「強烈的情緒」已存在於雙方的政治領導階層，甚且已深入普羅大眾人心，在衝突中更可強化團結；這股上下一心的激情可能是導致衝突的原因，越揪越緊的激情也可能讓衝突螺旋狀惡化。 從近二、三十年的局勢來看，存在於美國的「強烈的情緒」主要來自於政治人物為爭取選票的操弄、對於美國逐漸喪失主導國際局勢能力的失落感、擔心中國大陸迎頭趕上的危機感、全球化之下美國就業機會流失、美國對極權體制的反感等等。相對地，存在於中國大陸的「強烈的情緒」主要來自於政治人物為鞏固領導正當性的鼓動、大國崛起的企圖與自信、不滿美國動輒指指點點、經濟總量超越美國的想望、試圖證明極權體制的優越性等等。簡言之，這正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寫照：雙方皆感到威脅來自於對方，從而萌生、激化的自我防衛心態與作為。 這種存在於美國和中國大陸內部的「強烈的情緒」，是否已深化為雙方對對方的刻板印象，或是認知偏差，則是雙方是否持續對對方抱持「誤解」、再從「誤解」惡化為「誤判」的關鍵。李顯龍提到「重塑美中互信合作需要兩國領導人展示『政治家風度、勇氣、政治領導力』」，反映他寄望於雙方由上而下拆除引信。問題在於，美中雙方領導人的政治利益究竟為何？更直接地說，製造或化解「誤解」何者會為美中雙方領導人帶來最大的政治利益？ 當然，美中內部也都存在避免衝突的力量，例如美國副國務卿薛曼強調美中關係有「護欄」，大陸官方則強調「管控分歧」。李顯龍說「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希望美中兩國的惡化關係可以得到控制」，其實不僅不選邊站的新加坡希望如此，不願被迫選邊站的世界各國也應作如是想！ 質言之，激情往往造成誤判、誤解，若能讓激情降溫則能避免發生誤判、誤解的可能性；與其說李顯龍各打了美中五十大板，倒不如說他直白地點出了美中衝突的根源在於「強烈的情緒，並呼籲雙方領導人讓這股「強烈的情緒」降溫。李顯龍也提到「台灣海峽上確實發生『誤判和錯判』的危險」，究其實，這個「危險」的來源也正是「強烈的情緒」，只看兩岸領導人願不願、能不能讓這股「強烈的情緒」降溫。

日本民調顯示日本民眾肯定首相菅義偉展現抗中立場。(路透，資料照) 李正修 自菅義偉接替安倍晉三出任首相以來，日本政府一改過去的隱晦態度，除了在美日澳及印度的「四方對話」反覆強調對中國大陸軍事威脅的高度戒心及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副首相及防衛大臣也相繼表達對台海安全的嚴正關切。一般而言，美國是日本此番改變的幕後推手，但日本認知到自己在當前印太局勢的新角色也是關鍵，才會冒著與中共撕破臉的風險，公開表達對台海對抗的憂慮。 事實上，面對美國與中共之間的緊張對抗，夾在中間的日本其實深感無奈，畢竟大陸是日本最倚賴的出口市場，縱使兩國歷經過多次外交危機，東京卻從未公開與美國一起點出中共為共同威脅。可想而知，若非近年來中共在東海及台海的軍事行動極具威脅性，日本應不至於打破往常的平衡外交，顯然菅內閣感受到日本民眾的壓力。 根據日本《讀賣新聞》於今年五月公布的民調結果顯示，有七成受訪者肯定菅義偉在美日峰會展現抗中立場，遠高於否定的百分之十九。更驚奇的是，竟有百分之四十七受訪者支持日本在美國因台灣而遭中共攻擊時，行使集體自衛權。另一個《日本經濟新聞》所做的民調也獲得同樣結果，顯然越來越多日本人民將中共視為其最大威脅，因此，若菅義偉欲接續安倍修改憲法第九條對日本海外用兵的限制，目前民意似乎已經有慢慢轉向支持的趨勢。 其次，日本對台海安全的關注度日益升高，除了台日關係的歷史淵源外，兩國面對共同敵人的處境也拉近彼此距離，或許這也是為何日本官員開始勇於表達關切台灣安全的原因之一。 副首相麻生太郎提到，若中共攻擊台灣，由於事涉「存亡危機事態」，日本將可能依安全保障相關法規行使受限的集體自衛權，協助美國一起防衛台灣。防衛大臣岸信夫日前說日本沒有與台灣建立直接軍事關係的計畫，但也呼籲各國應該關注「台灣的生存問題」，不也等同將台海安全視為日本國家安全的重要環節！ 菅內閣首次將台灣問題抽離今年的日本防衛白皮書中國專章，明文載入「台海和平對日本安全至關重要」，岸信夫更希望台灣及中國大陸能直接對話、和平解決爭端。很明顯，因為美陸緊繃關係沒有消退跡象，兩強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對峙更形緊張，日本已產生高度焦慮感，故不得不預做準備。 然而，日本雖有心防範台海危機，就有能力做到嗎？儘管日本希望透過宣傳中國威脅論，與東亞盟國打造足以抗衡中共的共同防衛陣線，甚至還向東協國家提供軍事援助及增強雙邊防務合作等，意欲打造亞洲版北約，各國依然不欲與中國大陸為敵，使得日本難以施展，更別說擺脫對美國的軍事倚賴。 日本政府另一個難跨越的障礙就是歷史羈絆。因為二戰陰影之影響，亞洲國家其實不寄望日本成為亞洲領導國家，若東京想藉由經濟優勢希望這些國家聽從其抗衡中共的路線，恐怕美夢難以成真。不說別的，與日本有深厚仇恨的南韓就不見得會買單。 台灣固然能從日本將台海安危視為其國家安全的重要環節而得利，國人卻不該有過度期待，更不能將自己前途交在別人手中。美日等國雖皆有防堵中共在印太地區獨霸的戒心，卻不可能毫無保留地支持台灣。國人應認清國際政治的虛與實，深化與民主國家的實質利益，而不是選擇性地聽奉承之言，才能正確地看待國家處境及應走的方向，也才不會成為強權政治的棋子。 （作者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家安全組副研究員）

朱立倫(右)與江啟臣(左)競爭黨主席的目標，都是如何加速帶領國民黨走出逆境，重返執政。(中央社，資料照) 隨著國民黨主席選舉的日益迫近，國民黨的民調支持度是否超過民進黨？最近也成為熱門話題；儘管目前尚無定論，但可以斷言，如果黨內競爭持續惡化，最後恐將兩敗俱傷，甚至造成親痛仇快、嚴重傷害國民黨的未來。 朱立倫前幾天宣布參選黨主席時，矢言要在當選後一年內讓國民黨支持率超越民進黨。江啟臣隔天就出示ＴＶＢＳ最新民調，指出國民黨超越民進黨已經是「現在進行式」；緊接著朱立倫又拿出國民黨智庫七月民調，顯示國民黨支持度還是輸給民進黨，並強調「這些資訊雖是內參，但我們必須誠實面對事實」；江啟臣則立即反駁，表示今年以來兩黨差距越來越小，「或許朱立倫這半年沒關注國民黨這方面的數字」。顯而易見，兩人各有論據，互別苗頭。 由於雙方各有所本，判斷誰是誰非勢必要參考其他民調。台灣民意基金會上月公布民調，國民黨支持度回升，但仍落後於民進黨；政大選研中心上月下旬公布民調，國民黨是唯一支持度成長的政黨，但也仍落後於支持度下滑的民進黨。ＴＶＢＳ最新民調，國民黨支持度攀升、民進黨走低，且國民黨高於民進黨。國民黨內部民調，七月國民黨支持度約百分之十九，去年僅百分十出頭，民進黨百分二十七，支持度顯著下滑。 就事論事，民調因抽樣方法、樣本組成、問卷題目設計等因素，確實可能呈現不同的結果，但多家單位持續在接近的時間點進行民調，縱使結果有所差異，但多少可以反映民意趨勢。按照目前各家民調分析，大致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一年來國民黨民意支持度確實有谷底回升的趨勢，民進黨則剛好相反；第二、國民黨民調支持度上升的幅度，還沒有到穩定超過民進黨的地步，甚至還有一些差距。 換言之，縱然ＴＶＢＳ的民調可靠，但究竟是曇花一現？還是大勢所趨？仍然有待觀察。江啟臣和朱立倫的說法，固然都不無道理，也都不完全正確。這當然跟雙方的立場不同有關，朱立倫想要凸顯江啟臣任內國民黨面臨困境，一定要改變才會有希望；江啟臣卻要證明國民黨已經止跌回升，漸入佳境。換言之，雙方都想要展現自己參選黨主席的正當性。 在激烈的選戰中較勁本來在所難免，何況雙方訴求的重點擺在爭取民意，也是名正言順。問題是，選戰還沒展開登記，雙方就已言詞交鋒，等到選戰啟動，對陣態勢恐將更為尖銳；再加上民進黨恐將蓄意見縫插針、挑撥離間，媒體也可能擴大矛盾、推波助瀾。一旦如此，兩軍嫌隙是否會越來越大，甚至進一步影響國民黨內團結？ 平心而論，朱立倫與江啟臣在黨內各有支持者，競爭黨主席的目標也都是如何加速帶領國民黨走出逆境，重返執政。在這樣的狀況下，彼此競爭固然無法避免，但倘若相互惡言攻訐，甚至演變為黨內惡鬥，不但恐將兩敗俱傷，國民黨民調的上升趨勢也恐將面臨威脅。 事實上，這幾年來民進黨執政引發許多民怨，近期若干民調也顯示蔡政府的支持度出現「死亡交叉」，但國民黨的民意支持度卻沒有大幅提升到明顯領先民進黨的程度，顯示國民黨的確仍有不足之處。朱、江都希望國民黨重返執政，但如何繼續推升已經擺脫低迷的民調支持度？對兩人、對國民黨都還是個考驗！

江振義 國內的新冠疫苗單劑的施打覆蓋率僅三成六，為了拉高施打覆蓋率，蔡政府竟然不思努力爭取國外已有口碑與實戰績效的疫苗進口，而把腦筋動到從實驗到製造期間問題百出的國產高端疫苗，拚命護航想將其做為遞補國際疫苗缺口的備用疫苗。綜觀高端疫苗從研發、制定緊急授權（ＥＵＡ）標準，到採購、審查、快速通過緊急授權，不僅沒把全民的健康放在眼裡，更掩飾不了詭異公權力介入之跡象，啟人疑竇。 在疫苗研發的過程中，包括蔡英文在內的蔡政府高官，頻頻造訪高端，表面上是要為國產生物科技領域打氣加油，但讓全民看到的卻是毫無道理的獨寵與厚愛。 緊接著，在制定緊急授權標準時，衛福部毫不掩飾地為了高端疫苗創造了全球新冠疫苗第一、史無前例的「免疫橋接」規則，讓一個僅完成臨床試驗二期期中報告的實驗疫苗，在面對諸多學者專家的質疑下，毫無阻礙地取得準備製造施打的資格。 同時，在通過緊急授權之前，蔡政府便以遠高於其他際疫苗的高價、搶先下單採購五百萬劑高端疫苗，這種在根本尚未獲得專業證的疫苗上浪擲公帑的荒唐作法，讓人民對政府的信任與信心俱失。 更荒唐的是，在疫苗審查的階段，食藥署不顧外界質疑的眼光，明目張膽地大幅度更換參與審查的專家會議成員，把衛福部與高端的自己人納入審查委員，為護航高端疫苗通過審查做好萬全的準備。 其次，衛福部在公正學者專家要求比照國際慣例公開審查過程的要求下，仍然拒絕全程錄音錄影，也沒有公布會議紀錄，就快速而順利通過高端疫苗的緊急授權，並且由ＡＣＩＰ同意納入公費疫苗施打計畫，這種超快的行政效率，完全是呼應了蔡英文先前希望高端疫苗能在七月底前加入施打供應陣容的「聖旨」。 然而，這一個不符國際實驗標準的問題疫苗，不但目前尚未對外明確說明「保護力」的實驗結果外，甚至還曝露出在量產時退貨率高達百分之八十二、「不良率」偏高的嚴重問題，讓人擔心質疑其疫苗的品質及對人體的可能傷害。 面對從實驗到生產陸續浮現的問題與危機，蔡政府不但拒絕懸崖勒馬、快踩煞車，甚至妄言護航。衛福部食藥署署長吳秀梅面對外界質疑苗不良率過高的問題，先是指責輿論對高端疫苗太過嚴苛，同時氣急敗壞地辯解「這搞不好是個更好的產品」，讓人聞之不禁吃驚震懾。原本應該為全民健康認真把關的政府官員，卻成了傾全力護航疫苗業者的官方護衛，其角色的錯亂實在是到了讓人瞠目結舌的地步。無怪乎國民黨主席江啟臣要質疑吳秀梅究竟是疫苗的把關者，還是廠商的行銷公關？ 藍營立委在江啟臣的率領下到法院按鈴控告福部長陳時中與吳秀梅失職，正是人民對蔡政府拚命護航高端疫苗，甚至到了弊案化地步的反制。希望檢調能站在捍衛人民健康權的基礎點上，公正且用心的偵辦此案，還給全民一個安心的防疫環境，同時也給這個「低端」的政府一點良心的制裁與教訓。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若干調查顯示大多數民眾把三倍券用於日常生活消費，因此產生替代效果。(中央社，資料照) 蔡政府為刺激受到疫情衝擊的經濟，繼去年的振興三倍券之後，又規劃匡列一千一百億元預算，最快於今年九月加碼發行五倍券。經濟受疫情衝擊，政府想方設法刺激消費、拉抬經濟，完全合情合理；問題在於，三倍券的效益不僅被外界批為膨風、灌水，連監察院審計部也直指效益評估並不嚴謹，在這個備受質疑的基礎上推出的五倍券，如何評估可得到更大的效益？ 回顧去年蔡政府發行三倍券的過程，規劃階段就被質疑效益有限。事實上，二００八年全球金融海嘯時馬政府推出消費券，在野的民進黨就站在反對的立場，指出「實際要達到擴大內需及刺激消費效果，還是以發放現金方式最好」；但是民進黨執政後顯然是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力陳三倍券的效益會大於消費券，且無視許多經濟學者的見解，執意推出三倍券。 再看看蔡政府對於三倍券所能產生效益的說法。三倍券推出後，經濟部長王美花於去年十月二十九日指出，三倍券粗估帶動一千七百億元商機；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行政院綜合業務處指出，三倍券等五項相關振興措施共帶動一千一百五十五億元消費；今年一月十一日蔡總統表示，三倍券加上其他振興券，推估加乘的經濟效益達一千七百九十億元。至於這些數字是怎麼來的，外界並沒有看到具體的推估或計算方法；而且也不知道為何同樣的振興措施，蔡總統所說的效益會比行政院的說法多出六百三十五億元。 但是，審計部在報告中針對經濟部推估三倍券創造一千三百五十二億元消費效益的說法，直指「評估尚欠嚴謹」，原因是「僅以選擇數位券並滿額（三千元）消費回饋一百六十六萬餘人之平均消費金額五千八百元，假定為全部領取者之每人消費金額」。須知，選擇領數位券占全體領用的比例僅為百分之七點一六，且領用數位券者的消費能力與習慣也不同於領實體券者，以此推估全體效益，當然會被審為「尚欠嚴謹」；用大白話來說，效益都只是「你自己說說而已」！ 再探討何以三倍券的效益屢遭質疑的問題，舉其大者為三倍券產生的「替代效果」」難以估算，中經院估計百分之五十到九十，台經院估計百分之五十到七十，這兩種估計方式產生的經濟效益從三百三十九億元到一千零一十五億元，落差確實很大；而且在最低估的「替代效果」下所產生的經濟效益，也遠低於經濟部的推估。 再以調查和觀察來看，去年推出三倍券前後的幾項調查，有的顯示百分之八十二會花費在日常民生消費，有的顯示百分之四十二點四規劃買日常雜貨；賣場的經驗是，大部分用來購買各種民生用品，從衛生紙、白米到冷藏冷凍食品、油、小家電；換言之，這些用途大多是「替代效果」，也就是把三倍券用於本來就會購買的商品上；也有學者調查後發現，大多數人花在日常消費用品，原因在於領到三倍券後產生「損失規避」心態，所以不太會花在非必需品上。 由此來看，三倍券的「替代效果」應不低於百分之五十，拉抬經濟的效果也應低於經濟部的推估，膨風之說可謂其來有自。問題是，三倍券尚且如此，五倍券又有什麼理由會更好？ 順帶一提，有四萬八千名弱勢民眾因為沒有領到一千元補助款，因此無法取得三倍券，蔡政府趕緊想辦法補救給這些弱勢民眾吧！

中央與地方到底誰對誰錯，就由民眾們自由心證了。(取自台北市政府) 李保羅 新冠肺炎（COVID-19）自今(2021)年5月19日起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提升全國疫情警戒至第三級，一直到7月27日行政院才根據指揮中心的防疫規劃，裁示將疫情三級警戒調降至二級，而在這段三級警戒的期間內，中央與地方都有許多防疫相關決策，包括夜市是否開放、餐飲業內用規範、疫苗的如何施打等，紛紛出現「逆時中」或「順時中」的決策，本文將比較疫情期間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與台北市政府所做出的決策。 台北市長柯文哲向來是大家所認為最常「逆時中」的地方首長，其中在6月28日北市府的記者會上，柯文哲就宣布台北市部分夜市復業，此防疫政策主要是因為提升至三級警戒後，台北市的夜市都被迫停業，長達一個月的時間沒了生計，經濟受到不小衝擊，柯文哲更是曾直言「餓死的會比病死的還多」，因此宣布夜市先開放1/4的攤商，但維持禁止內用、只准外帶的模式運行，此「微解封」作法也引起討論。 另外，在餐廳內用的部分也是柯文哲一直「逆時中」的防疫政策，由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7月23日宣布，從7月27日至8月9日將疫情三級警戒調降至二級，宣布餐飲可開放內用，但需有隔板、採梅花座或可維持用餐時社交距離。只不過台北市則維持餐飲暫不開放內用，柯文者也在記者會中表示，吃飯還是擺最後，但降到二級後，要再等一個禮拜再看看，密切觀察疫情狀況，且戰且走。 從上述兩個柯文哲「逆時中」的決策發布後，究竟對疫情產生了什麼影響？其實自開放夜市後，可以從確診的疫調中發現，主要還是以家中群聚、百貨公司、大賣場、車站等場所為主，而餐飲業內的決策，畢竟雙北目前還是最多確診本土案例的縣市，而且至今仍有社區潛伏感染，依照其他國家例子，若突然全部開放，疫情都有高機率重新爆發，因此小心翼翼才不會增加風險，至於中央與地方到底誰對誰錯，就由民眾們自由心證了。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蔬菜價格變動屬於短期因素，但此次一漲卻漲了三、四個月。(中央社) 中央銀行日前公布六月十七日的理監事會議紀錄，「通膨」是這次理監事會的重要關鍵字，而且有理事認為輸入型通膨壓力逐漸增加。環顧目前台灣內部環境，防疫形勢仍然嚴峻，且疫情已導致失業率、無薪假人數節節攀升，倘若物價又進入上漲趨勢，將使民眾生活負擔越來越重！ 央行公布的理監事會議紀錄雖為六月中旬的「歷史」資料，但國際物價上漲態勢在這近兩個月來不但沒變，甚且更令人感到憂心。六月份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ＣＰＩ）飆上十三年來新高；七月上旬《華爾街日報》所做的調查，受訪經濟學家大多上修通膨預期，且認為通膨會持續更長的時間；七月中旬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鮑爾表示通膨水準已高於預期目標，「令人不安」。顯然，去年起美國帶頭大撒幣救疫情時，有關於鈔票氾濫終究會推升物價的憂慮正逐漸印驗。 這波國際物價上漲，可從若干角度觀察。首先，就涵蓋農、工、能源、貴金屬等十九種商品的美國「商品研究局期貨價格指數（ＣＲＢ指數）」來看，去年四月曾因疫情衝擊下探到一０八左右，去年十月上漲到一五０上下，最近已飆升到二二０附近，一年多來呈現翻倍走勢。導致ＣＲＢ指數大漲的原因，主要在於國際油價躥高、國際需求增加等等，這應該也正是央行某位央行理監事擔心「輸入型通膨壓力漸增」的源頭。 如果將ＣＲＢ指數上漲延伸到對台灣物價的影響，即以原油價格為例，根據經濟部能源局公布的資料，去年六月台灣進口原油價格平均每桶為二十五點零二美元，今年六月已達六十九點三六美元，這正是國內油價連續調漲的原因。另一個推波助瀾的因素是，國際海運運費也因「塞港」等因素走揚，如果從去年年初起算，上海到美西的報價已上漲超過四倍。擴大來看，ＣＲＢ指數會影響到「躉售物價指數（ＷＰＩ）」，進而恐將推動ＣＰＩ上升。 根據主計總處公布的物價資料，去年全年ＷＰＩ年增率為負百分之七點七七，今年第一季已轉正為百分之一點零三，第二季更大幅走高到百分之十點九三。一般而言，進口商品、ＷＰＩ上漲的漲幅可能由廠商吸收（如中油已啟動的油價平穩機制），但也可能轉嫁給消費者。今年三月ＷＰＩ年增率終止連續二十二個月下跌時，對於ＷＰＩ上漲是否會傳導到ＣＰＩ的問題，主計總處官員認為可觀察第三季；如今ＷＰＩ漲幅更大，且時序已進入第三季，原物料價格漲幅帶給廠商的生產成本壓力越來越大，是否會將漲幅轉嫁給消費者恐怕已進入關鍵期。 對一般民眾而言，除了可能面對輸入型通膨壓力之外，每天都要吃的蔬菜價格上漲則已是現在進行式。六月份蔬菜價格受豪大雨影響，較五月上漲百分之二十點七四，較去年同期上漲百分之八點七八；七月上半月台北果菜市場批發交易均價為每公斤三十八點四元，再比去年同期貴上四、五成，而近日再漲到四十至五十元。雖然蔬菜價格變動屬於短期因素，但此次一漲卻漲了三、四個月，其影響亦不可小覷！ 台灣已有學者示警通膨必來，而六月份失業率達百分之四點八、無薪假人數近四萬五千人，皆創二００九年以來新高，工時不滿三十五小時的勞工人數亦接近百萬人，這些收入驟減的民眾更難承受物價上漲，政府豈能不慎防通膨來襲？

戴資穎（圖）恭喜大陸選手奪金，林昀儒說自己有何資格評論對手，都展現了泱泱大度。(中央社) 本屆東京奧運在新冠疫情威脅之下，終於順利開幕，開賽至今中華奧運代表隊獲得歷屆以來的最多獎牌，國人深感與有榮焉。可惜的是，由於我國國際處境之緣故，只能以辨識度較低的中華台北之名參與賽事，不僅無法在國際場合好好展現中華民國國旗、國歌，甚至還發生兩岸人民齟齬，台灣內部也再次掀起一波正名爭議。 先從開幕式說起。當我國代表團進場時，官方字幕介紹為中華台北，而日本主播則直呼台灣，因此部分國人誤認為如此表態正是台日關係友好的最好證明，連上次發起東奧正名公投案的前國手紀政也備感興奮，要再次發起巴黎奧運正名公投。問題是，上次的慘痛教訓仍歷歷在目，當時反對公投案的奧運金牌國手郭婞淳都難逃綠營網軍圍剿，現在卻成了這群人口中的台灣之光，這豈不是莫大的諷刺？ 哪個運動員不希望看到自己國家國旗飄揚在空中？國人也期盼在國際場合聽到中華民國國歌。然而，理想歸理想，還是要務實面對國際政治的侷限，否則我國奧會非但可能被迫停權，連選手都將失去競賽舞台，成了政治操作的最大受害者。難道這就是台灣人想要看到的結果？ 台灣社會的理性辯論空間屢因非理性的綠營網軍而遭到嚴重傷害，最該負責的就是喜於操弄兩面手法以攫取政黨利益的民進黨。很明顯，新冠肺炎疫情導致蔡英文的民意支持度急遽下滑，奧運獎牌成了民進黨凝聚支持者的工具，所以當國民黨主席江啟臣呼籲全民力挺中華隊的時候，綠營網軍群起攻之，還以難堪字眼羞辱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對此，蔡英文都置若罔聞，從未公開制止，這就是她所說的「擁抱不同立場的人」？ 其次，部分網民無視於許多運動員是獲益於多方訓練的結果，只為了凸顯自己的政治意識，刻意貶低中國大陸，嚴重傷害已處於谷底的兩岸關係。首度參賽就獲得桌球銅牌的林昀儒早期曾受益於陸籍教練的幫助，也曾於賽前在大陸培訓一個多月，更別說女桌選手鄭怡靜的教練鄭佳奇也是大陸人。綠營網軍昧於事實，只為了滿足所謂的「台灣人優越感」，眼光實屬狹隘。 台灣俗諺云：「吃果子拜樹頭」，國人恭喜我國運動員有出色表現，亦該不吝於給他們的教練一點掌聲，畢竟沒有伯樂，千里馬也難馳騁運動場，何須為了政治正確而去破壞本應絕緣於政治干預的奧運精神？ 此外，已歸化中華民國國籍的瑞莎也是綠營網軍受害者。長期無私奉獻於台灣體操教育的瑞莎，只因在臉書寫上為中華隊加油，就遭網軍出征，蔡總統應該出面向瑞莎正式道歉，否則這群網軍將持續毀壞民進黨自詡要捍衛的民主制度。 當然，中共長年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也是兩岸僵局的主因之一，尤其當大陸網民對打敗其選手的台灣運動員極盡嘲諷之能事，實在有失風度，也使得兩岸關係更加惡化。這都是雙方主政者應該極力導正之處，否則台海恐將永無寧日。 子曰：「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這就是運動家風度，也是奧運精神。比賽必有勝敗，但更重要的是以正確態度看待比賽。戴資穎恭喜大陸選手奪金，林昀儒說自己有何資格評論對手，都展現了泱泱大度。國人應學習他們勝不驕、敗不餒的精神，給予所有運動員掌聲及鼓勵，不要再讓政治力干擾運動員參賽權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