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友宜在5月1日就建議「快篩陽等同確診」，但中央拖了25天才開始全面實施。(本報資料照) 正值火化之亂持續燃燒之際，國內染疫死亡率悄然突破千分之一。這不僅顯示蔡政府防疫作為經不起考驗，也證明黑箱作業的防疫政策漏洞百出，但相關官員卻還是不斷推卸責任。 陳時中月初指出，死亡和確診病例都在高原期，應該在十日就有反轉機會。言猶在耳，確診人數雖然稍減，但中重症和死亡率卻不減反增，再加上至少兩倍的確診「黑數」，足見疫情十分嚴峻。根據Our World In Data資料，台灣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八日十三天內死亡翻倍，名列全球第二，速度之快遠勝鄰近的南韓、香港和新加坡。但陳時中卻說，這是因為台灣以前染疫少所致，而且「把分母分子黑數亂比一通，得到奇奇怪怪的結論，影響民心、影響判斷」。 平心而論，台灣染疫死亡人數相對比其他國家少，但死亡人數迅速增加，卻也不可否認。陳時中不檢討中重症和死亡人數暴增的真實原因，卻在分母分子上作文章，令人質疑是想規避責任。 例如，侯友宜在五月一日就建議「快篩陽等同確診」，柯文哲也呼籲，醫學上不是沒採用臆斷就診治的情況，不要延誤黃金治療時間。但陳時中卻以涉及偽陽性及限制人身自由問題為由，堅持不開放；拖了二十五天才開始全面實施之後，陳時中又說以前沒實施是擔心雙北醫療量能不足。試問，偽陽性和人權問題不用擔心了嗎？雙北醫療量能擴充了嗎？這不是延誤時機是什麼？責任究竟該誰承擔，難道還不清楚嗎？ 再以火化之亂為例，台灣至今因疫情死亡超過四千人，都是在二十四小時內火化，家屬往往連最後一面都未見到，自然更增悲痛。衡諸新加坡可以守靈三天的做法，顯有改進空間。 可是儘管民間一再呼籲，指揮中心卻始終不做明確具體規定，使得地方政府和殯葬業者只有依照過去第五類傳染病一律二十四小時內火化的做法。等到民怨沸騰，陳時中又詭辯，只是「希望」，沒有「規定」；只是要求「儘速處理」，沒有規定二十四小時處理；試問，如果中央政策不是如此，這兩年來二十四小時內火化的措施為什麼從不釐清？衛福部現在才要搜集國外做法，研議讓確診者遺屬完成瞻仰遺容心願，這兩年為何從不研究？這不是行政怠惰嗎？ 事實上，染疫死亡的實際人數遠遠超過政府公布的數據。去年新冠肺炎死亡數將只要確診就算的「全死因」納入統計，今年卻增加六大排除原則。至七日為止，今年新冠死亡通報三千一百二十三例，由於六大排除原則，將其中六百零三例排除，其中「死亡診斷書未列新冠」或「新冠列於其他死因」就占了四百九十八例；再對照台大醫院教授李建璋指出，「中央衛生機關過去曾發文提醒醫師，儘量以慢性死因為主要死因」，足見許多因新冠死亡的人其實並未納入統計。 再根據內政部統計，今年五月死亡數為一萬七千四百零九人，較去年增加二千三百零一人，更比前年增加四千一百三十七人；而今年五月公布新冠死亡人數僅一千三百人，合理推估實際染疫死亡人數不止兩倍；其中很多都跟新冠疫情有關，即使不是定義上的確診，但研判也與染疫誘發疾病或打疫苗後引發慢性病或其他疾病有關。 說穿了，政府只是熱衷於標榜防疫成效，但對防疫疏失卻不肯虛心檢討改進，這種爭功諉過的心態，無疑是死亡人數暴增的重要原因。

半導體行業缺才情況嚴重，台大、清大、陽明交大與成大等大學成立了名稱不一的「半導體學院」。圖為成大半導體學院。(資料照) ■烏凌翔 一九九八年，法國學者Gabrielle Hecht在她當年推出的大作《法蘭西之光：二戰後的核能與國家認同》中創立了「科技政治」（Technopolitics）的概念，她定義為「利用科技來建構、執行、具體化某些政治目的之策略與操作」，經驗證據來自法國對核能技術選擇的辯論過程。 台灣也曾有過使用或放棄核能的爭議，不過，跟法國的經驗比較起來，政治人物與黨派的操作強度，明顯淹沒了科技社群的討論。當然，核能的利用與否及方式，牽涉公共政策與社會福祉，不是一個純科學議題，但也不該完全由政治來決定，操作成意識型態之爭。 Gabrielle Hecht書中提到的科學家與工程師依靠科技贏取經濟資源與政治影響力的情節，在台灣，完全看不到。陳建仁能擔任副總統與他的公共衛生與流行病學背景，應該無關吧？陳時中—理論上—也算科學家，但是他現在的每日演出，恰好傷害台灣正確「科技政治」概念的建立。 「科技政治」的重要性在於「科學」與以之為基礎所建立的「技術」已經成為二十一世紀國力的最重要組成部份。俄國在侵略烏克蘭戰爭中「現眼」的軍武科技表現，註定它只能落入第三梯隊國家之林了；中國在世界專利與財富五百強排行榜中的總數雖然都在這兩年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但是總體科技實力遜於美國的現實，也讓其被掐住的產業經濟脖子一時無法掙脫。直言之，沒有堅實科技力的大國，絕不會是世界強國，因為沒有強大的軍事力與經濟力。 科技力對小國也有非凡的意義，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就是最好的例子—好像也是唯一的例子，關鍵在如何善用之。台灣此時建立「科技政治」的概念與實作，已略嫌晚，理由無它，一是「外力」早至，二是台灣資源太有限，必須更仔細排定發展優先順序。所謂外力就是美國；資源有限因而必然需要考慮排擠效應的例子眼前正好有一個。 因為半導體行業缺才情況嚴重，教育部去年下半年傳出消息，今年就火速推動了台大、清大、陽明交大與成大同時成立了名稱不一的「半導體學院」。確實，「求才若渴」已遠遠不足以形容半導體行業對於高階工程師與基層技術人員之需求，不止大學、碩博士生，只要理工科系，甚至還沒畢業，都成為被「搶」的標的。 但是，其它傳統產業、甚至同為科技—但沒那麼熱門的產業難道就什麼都不缺了嗎？它們如何才可能也分到一杯國家資源之羹呢？半導體應該不是台灣的「獨門」重點科技，但是它屬於蔡總統二０二０年五二０就職演說宣示要推動的「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中的「資訊及數位、資安卓越、台灣精準健康、綠電及再生能源、國防及戰略、民生及戰備」哪一項呢？ 拜登政府的國家大戰略為重組全球供應鏈，半導體是重中之重，訪韓、日時聯合聲明美國將與兩國合作發展半導體產業，台灣無政治條件加入「印太經濟架構」，美國之所以再構想出一個「台美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跟台灣繼續來往，因為仍需要台灣的半導體產業有所「貢獻」。台灣雖然安全仰賴美國，但也不能?肉、牛肉，什麼都吃，如何與之周旋以爭取自己最大利益的策略操作，就是「科技政治」。 法國學者Gabrielle Hecht的大作另一重點是「國家認同」，實在十分有趣，法國在操作執行核能技術選擇的過程中，竟然有助於其建立國家認同。被人形容為「別國大選是選政黨，台灣大選是『選國家』」的我們，如果把半導體發展策略當成大選辯論主題，會有助於凝聚國家認同嗎？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