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宗翰
2024年5月與黃春明於明星咖啡屋合影，〈兒子的大玩偶〉就是在這寫的。
詩是永遠的初戀：
從為詩狂，到隱於詩
我常跟學生說：能夠為詩而瘋狂，是多麼幸福的青春。跟現在吾輩只能困在帳單房貸、考績評等、體衰保健的議題相較，他們的生活樣態或日常作息，還真是讓人羨慕。我讀大學時，絕不會錯過誠品每個月「詩的星期五」，像是追星族一樣看著洛夫等前輩在台上朗誦，整個氣氛迷人到極點，空氣中都是幾分苦澀幾分甜的詩味。白靈老師在耕莘小劇場辦「詩的聲光」，可能是缺人吧，竟把我也拉去演。我只好應付一下必修的聲韻學期中考，飛快繳卷後騎機車急馳下山，就是為了趕演詩劇。林煥彰〈十五‧月蝕〉原本不算難懂：「八點鐘，月在我二樓∕企圖穿窗而過∕∕十五那個晚上，∕我捉住了她∕所以，你們就有了一次∕月蝕∕∕而午夜∕她將衣裳留在我床上∕所以，那晚∕她∕特別明亮」，而我被導演要求先屈身蹲在一個橘黃色大筒子裡，算好時間再跳出來，大跨步蟹行橫走。我到現在都還不知道在演什麼，只覺得肢體可以這樣展示，既害羞，又得意。近日發覺YouTube上竟還找得到三十年前的演出影像紀錄，幸好畫質甚差，什麼都看不清楚。果然印證了，模糊的青春才是最美。
那次「詩的聲光」跟我們一起登台瘋詩的，還有大前輩管管。這位文學史上超級大玩家兩年前逝世，享耆壽92歲。那一輩資深詩人都對我極好，甚至有時容忍我刻意胡搞，譬如把寫實風格的詩投稿給《創世紀》，把不避艱澀或超現實風的詩投稿給《笠》。年輕氣盛的我，不知道從哪借來的勇氣，覺得別人都搞不懂，所以自行翻譯了「意象派」的信條，投稿後也蒙《笠》採納刊出。我在2000年這篇〈意象派諸信條新譯〉中寫道：「古有所謂『詩辯』者；生此紛紛詩壇，擾擾詩潮之世，以此『譯辯』明志，誰云不宜？余豈好譯哉？余不得已也！」現在看來，就是兩個字：屁孩。
雖然樂於為詩瘋狂，但我後來幾乎完全走向文學評論，很少寫詩。立志要寫《台灣新詩史》後，更要求自己把創作放到這書出版之後再談。沒想到這本新詩史花了廿年才問世，中間實在蹉跎耽誤太久。去年既然出版了新詩史，今年我就該重回創作隊伍，遂推出第一部個人詩集《隱於詩》。遲到總比不到好。人生已過中場，不能浪擲耗費。回到寫作隊伍，容我隱藏於詩。
校園是日常生活的重心。與語創系導生班在北教大合影，右一為楊宗翰。
行動派的機智編輯生活：
像我這樣一個編輯
六年級世代的文學人，有不少曾經或正在以編輯為業。這個「業」可以是職業，可以是事業，也可以是志業。我這幾年對「以編輯為業」很感興趣，故先後主編了《大編時代》與《話說文學編輯》兩本書，欲藉助眾人之力，一方面重現過往瘂弦等偉大編輯的事功與啟示；另一方面也想激勵一下吾輩或更年輕的文學人，別再一天到晚喊著或自比為「小編」。小編滿街走，氣短志不高，還能夠承擔什麼大任？「大編」之所以為大，是大在心態，大在視野，大在對於編輯這份職業∕事業∕志業的企圖與實踐。文藝可以成學，編輯足以成家，所以我主張這些大編應該被正名為「編輯家」。其言行必須記錄，其編事值得研究。
這些編輯家中兼有詩人身分，於編事及創作上皆卓然成家者，至少有楊牧、向明、張默、瘂弦、蕭蕭、白靈、向陽……我認為應該冠他們以「詩人編輯家」榮銜。當我在擔任編輯、講授編輯、研究編輯、想像編輯時，這些「詩人編輯家」都是學習的模版跟最好的典範。不過世代有別，環境殊異，我們這些歲數坐四望五的「六年級生」，畢竟再也回不去前行代的紙本媒體盛世了。我在公元兩千年前後開始接觸編務，何其有幸，見證到紙媒王國的夕陽餘暉；在編輯工作之餘，還因緣際會成為部落格或新聞台的首批投入者。在homepage或blog上，每個人都突然變成（自己的）總編輯，過癮極了。可以單槍匹馬，可以詩妖8P，一時之間好不熱鬧。豈料廿年過去了，一切都變成失效連結，再怎麼refresh都杳無蹤影。想起來也蠻可怕的：原來網路世界遇到金流斷絕，任何遺跡都可能被完全移除。
像我這樣一個編輯，廿年過去了仍然在編編寫寫，樂此不疲。昔日我曾編過《勁晚報》副刊，待過出版社與雜誌社，邊做邊學該如何編輯、企劃、業務、行銷、策展；現在既主編學報《臺灣詩學學刊》，又替中華民國筆會英文季刊《譯之華》（Florescence）選稿件與訂專題，偶爾也受邀策劃雜誌或協力專案。雖然身居學院圍牆之內，但能夠藉此維持編輯手感，我很樂意，也很珍惜。尤其這些編選企劃都是文學之事，而我本來就很想終生作一名文學編輯——堂堂正正、不容蔑視、不需理由的文學編輯。因為我篤信：文學，就是最好的理由。
楊宗翰文集《顯於文》，2025年由華品文創出版。
立足台北，超越性別，讀寫人生——談《我和一枝筆 在路上3》
閱讀能不能傳？創作可不可教？——身為一位以「語文與創作」為所屬系所名稱的大學老師，答案當然是肯定的。但那是指接受過至少四年、超過一百多個學分的專業訓練下，最終能順利通過的畢業生，理當對閱讀與寫作兩者具有相當能力。換言之，這個肯定的答案通常侷限在學院圍牆之內。那麼在學院圍牆之外呢？幸好台灣社會還有「讀書會」跟「寫作班」的存在，讓日常生活裡除了正式學校體制，文學愛好者仍有可以精進自身讀寫能力的練功房。
追溯其最早型態，應屬上個世紀五0年代的「中華文藝函授學校」。校長李辰冬（一九0七～一九八三）是法國巴黎大學文學博士，曾擔任燕京大學教授，一九四九年東渡來台。一九五三年八月，李辰冬首度以中華文藝函授學校之名登報招生，次年元月正式開課。他一次開設小說班、國文進修班、詩歌班三個班別，分別聘請謝冰瑩、梁容若、覃子豪擔任班主任。五月，李辰冬又創辦函授學校之代表刊物《中華文藝》，其中便設有函校作業批改示範與學員作品發表，可謂從教學指導、批改評閱、投稿發表，盡可能地照顧到各種層面與不同階段。函授學校雖然跟正式教育制度有別，但在那個時代真正幫助了許多渴望增進文藝知能的青年。軍旅詩人向明就是因為五0年代報名了函校詩歌班，在覃子豪指導下愈發堅定創作志向。還有好幾位讀過函校的寫作者，都像向明般奉獨身在台的覃子豪為師，並輪流照顧罹癌的他走完人生一程，可謂更加彰顯函校此一體制外文藝殿堂的魅力。
比函校發展更進一步者，則是遍地開花的「讀書會」跟「寫作班」。追求自由，掙脫束縛，本為當代文學一大特質。所以發自民間社會、跟校園脫勾的「讀書會」與「寫作班」，完全不用理會任何課綱（全名為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束縛，可任憑主事者一己之喜好或偏愛來規劃。雖然如此，但本地具規模、有歷史的「讀書會」，發展至今已成為一道道美麗的人文風景。譬如洪建全基金會於一九八七年成立的「素直友會」，長期推動閱讀風氣與協助會務運作，目前參與其中的讀書會團體約有六十家之多。而「寫作班」大抵又分為團隊或個人兩種模式，前者如「耕莘青年寫作會」及其開設之各式文學課程或營隊；後者如作家阿盛，在一九九四年辭去媒體工作後創辦的「寫作私淑班」，小班教學、自宅授課，堪稱是第一個由知名作家創設的現代文學講堂兼私塾。
這本《我和一枝筆 在路上3》的作者群，全數出自同一個團體，並且兼具上述之函授學校、讀書會、寫作班三重性質——只差在過往紙本郵寄的函授，今日已轉為同步視訊、雲端授課、電郵或Line通訊。會出現此一堪稱「神奇」的文藝團體，最早出自汪詠黛二00四年受託於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成立的「生活寫作班」，二00九年又有由四、五十人組成之「黛媽咪讀書會」。至二0一0年向台北市社會局登記立案，創設「臺北市婦女閱讀寫作協會」；二0一六年再改名為「臺北市閱讀寫作協會」，痛快地撕下了二分法的性別標籤（儘管在黛媽咪讀書會時期，就曾有「天字第一號男學員」）。該協會稟持「先讀後寫」原則，讓成員先厚植閱讀根基，再鼓勵大家結合努力與天分，嘗試提起筆寫作。百餘位協會成員中，職場退休或銀髮族占比甚高，尚無光鮮「文學履歷」的他們常會被視為「寫作素人」。但若經常關注文學媒體版面或各式文學獎結果，便會發現協會成員屢有斬獲，獲刊、獲獎頻率甚高，豈容無知者小覷！僅就二0一三年跟一八年，能夠從成員已公開發表作品中，精選為前後兩部《我和一枝筆 在路上》，即可發現他們以筆為鋤，努力耕耘，其用心實不亞於所謂的「寫作達人」。若要說到有何差別，我倒是更為欣賞書中所錄文章，顯現之生活體悟與生命感受——寫作「達」人之文，美則美矣，往往就欠了這點「素」味。
二0二二年八月承蒙汪詠黛盛情邀請，有緣赴協會「生活寫作班」講了一場。當天在《OR旅讀中國》會議室開放線上同步轉播，也讓我首度見證了協會諸君的尊師重道、認真聆聽與周詳考慮，真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演講經驗，連會後合照的笑容都特別燦爛。我想他們已經很習慣了，一切都是那麼井然有序，按部就班。就像協會會員們先以聽代讀，再嘗試寫作，繼而鼓勵投稿，最後成果又精編細校為這部《我和一枝筆 在路上3》。同樣身為文學愛好者的我，很期待能夠跟大家一起走下去，繼續立足台北，超越性別，讀寫人生。
楊宗翰簡介
楊宗翰，一九七六年生於臺北，現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副教授、中華民國筆會秘書長、《台灣詩學學刊》主編。著有詩集《隱於詩》，文集《顯於文》，論集《有疑：對話當代文學心靈》、《破格：台灣現代詩評論集》、《逆音：現代詩人作品析論》、《異語：現代詩與文學史論》、《台灣新詩評論：歷史與轉型》、《台灣現代詩史：批判的閱讀》、《台灣文學的當代視野》。曾主編《穿越時光見到你：36場歷史縫隙的世代對話》等九書，與師友合編《台灣一九七○世代詩人詩選集》等八書，並策劃「台灣七年級文學金典」、「馬華文學獎大系」、「馬森文集」、「菲律賓‧華文風」、「林燿德佚文選」、「世紀典藏‧賈平凹」等系列出版品。另有與孟樊教授合著之《台灣新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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