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濤：《歸海》這個書名來自喬治的一次夢境：奔流向海的河流，在他的夢中是複數的，它們相遇、碰撞、粉身碎骨，然後相融，變成一條更大的河流。現實中，《歸海》這個的書名從何而來？ 張翎：書中喬治的這個夢，是真實發生在我身上的。在寫英文版Where Waters Meet時，文稿早已完成，我卻遲遲沒想出合適的書名。有一天早上五點半，在半夢半醒的朦朧之中，一個書名突然闖進我的腦海。我怕忘記，從床上跳躍而起，赤腳去找紙和筆，把它記錄了下來——這就是後來的Where Waters Meet。這件事有點詭異，我就忍不住把它寫進了書里。後來的中文書名《歸海》，就是從這個英文書名演繹而來的。 方濤：《歸海》是你第一部用雙語寫作的作品。先有了Where Waters Meet，後又寫了中文版的《歸海》。第一次嘗試用英文寫作，感受如何？兩個版本文本內容區別大嗎？ 張翎：我有過將近七年的正規英美文學訓練，用英文寫一部小說大概也不是一件特別艱難的事。但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我卻一直選擇用漢語寫作，因為我覺得母語可以最貼切地表達我想要表達的情緒。對於一個小說家來說，只要他的第二語言經過了足夠的訓練，是可以勝任用第二語言來架構小說情節的，但是情緒和氛圍卻是母語所賦予的一種特殊能力。用母語我可以寫出傳神的境界，而使用第二語言，我卻只能停留在「達意」的層面。 這是我首次嘗試用第二語言寫作，自然遭遇了許多挑戰。首先是語言關——這還不僅僅是詞彙量的問題。在母語里，我們選擇一個詞語時，不僅知道它的字面意義，也深知它詞底更為微妙的內涵。而在第二語言里，我們雖然瞭解詞面的意義，但對詞底那些豐富的聯想失去了精准的判斷，甚至不知道有些詞語能否構成一個統一的語言風格。要在英語中找一個傳神的說法，會比中文多花三五倍的力氣。用英文寫作的過程是一個腦子永遠在尋找舌頭的過程，有些耗神，但一旦找到，卻是妙不可言。英文詞是多音節的，能構成與單音節的漢語詞不同的節奏和樂感，這個探索過程給了我極大的興奮感。 另一個挑戰是如何用英文表述一個非英語文化習俗的概念，並在詳述和略述中間作出選擇。小說不同於學術論文，不能一味地添加註腳，因為注腳會影響閱讀的流暢感。於是我就把對背景知識的解釋，編織進故事敘述之中。這樣做的風險，是偶爾會出現一些略顯臃腫的英文句子。 我寫這部英文小說時，並沒有考慮出中文版，所以創作思路是完全以英文進行的。但寫完之後，出版社鼓勵我出一個中文版，於是我開始了《歸海》的再創作過程——它不是簡單的翻譯，而是一個部分重寫的過程。最主要的變動是背景知識的詳略重置，其次，中文版添加了一些符合中文讀者閱讀習慣的起承傳合的過渡段落，但兩個版本在故事框架和人物脈絡上基本沒有差別。 方濤：你在加拿大曾經做過十七年聽力康復師，《歸海》中袁鳳的丈夫喬治同樣從事這個職業，這應該不是一種巧合。你作為聽力康復師的經歷，是否構成了《歸海》的創作靈感？你著重突出了「戰爭溢出物」這一概念，你怎麼理解這一概念？ 張翎：把我曾經的職業安在喬治身上，這就給我的寫作帶來了很大的便利——一個作家在寫熟悉的生活時，自然會更有底氣。書中涉及到那些診所的場景以及與阿富汗難民阿依莎的交集，寫起來很自然，因為那就是我在診所工作時的日常。 在我的病人中，有一部分是從各個戰場下來的退役軍人，還有一些從世界各地湧來的戰爭難民。我見證了戰爭和災難在他們身上留下的印記，他們讓我思索「創傷」這個話題。戰爭和災難是事件，有開始有結束；但災難帶來的後續影響，是事件的「溢出物」（spill over），無人能預測它會在一個人身上存留多久。我偏愛我的母語文化，所以忍不住把自己的觀察和思考「移植」到了自己的民族歷史中。 方濤：《歸海》探討了戰爭帶給人類長久的後續影響。《歸海》是你的「戰爭的孩子」三部曲的第二部，能簡單給我們介紹一下這個系列嗎？從《餘震》《勞燕》開始，「戰爭、災難的創傷故事」一直是你創作的一個重要題材。你覺得「創傷」本身是否有意義？如果有，是警醒還是救贖？ 張翎：「戰爭的孩子」三部曲的計劃，是在我寫《勞燕》時就已經產生了的。之所以叫「戰爭的孩子」三部曲而不是「戰爭三部曲」，是因為我並不旨在正面書寫戰爭，我想寫的是戰爭遺留的後續影響。這個「孩子」，可以是任何一個被創傷殃及的人，和年齡並無直接的關係。 「創傷」是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只要世界上還存在著戰爭和災難，創傷就無可避免。假如人們能透過災難的表層，看到潛藏的創傷，並正視創傷和修復的多種可能性，那麼，探討這個話題就是有意義的。 方濤：從《勞燕》到《歸海》，你都以女性為主角，特別關照了女性對於戰爭傷痛和恥辱的隱忍，以及她們如水般堅韌的生命力，這是你近年來創作的重點嗎？ 張翎：對於女性來說，除了承受戰爭帶給人的普遍創傷之外，還要蒙受獨屬於女性的恥辱。這個恥辱除了戰爭強加的，還有社會傳統文化偏見所起的作用。這種恥辱往往是無從辯解，一生也不能擺脫的。在我們傳統的戰爭文學里，女性大多是缺席的，我想把關注點放到這群被忽略的人身上。我的女主人公把生命的氣血節省著用，在別人使用情緒的時候，她們使用耐心，她們熬過了各種逆境，是survivor。我把她們比喻成流過各種地形的污泥濁水，她們滋養他人，保守自己，是我心目中具有強悍的生命力的人。 方濤：小說中對「母親」袁春雨這一形象描述極其深刻。她以最隱忍、最低的姿態熬過戰爭的創傷，但為了女兒一次次地冒險、爆發。「母性」似乎不僅是女性力量的來源之一，也是人性最柔軟的角落。春雨在面對毫無人性的日本軍官小林時，也唯有「母親」能在他鐵石心腸中裂開一條縫隙。母親對人類跨越文明和立場邊界有著的恆久影響，不忘記母親，就不會忘記母親身後攜帶的歷史，這是你想通過小說所表達的嗎？ 張翎：人類文明最大的敵人就是群體的健忘，缺失反省是人類歷史一次又一次重蹈覆轍的重要原因。沒有個人的遺忘，就不會有群體的遺忘。但是抵抗群體遺忘是一個很大的話題，作為一個小說家，我並不能獨自承擔起一個如此重大的社會話題。我只想盡量認真地把靈感化為可信的故事和人物，用人物來講他們的故事。袁鳳沒有在母親身後忘記母親，她沿著母親留下的蛛絲馬跡來探索母親走過的路。對袁鳳來說（可能對我自己來說也是如此），不忘記母親就是不忘記歷史，因為母親身上攜帶著一個世紀的歷史。 方濤：你在《歸海》中說：「真相有價。一隻毀壞的蚌殼，就是珍珠的代價。」或許，現實中，我們付出殺死一隻「蚌」的代價，也可能無法獲得「珍珠」。看完小說，我內心升起一個巨大的疑惑——我們真的有能力瞭解我們最親密的人嗎？ 張翎：走向「有知」是有代價的，因為這個探尋的過程是單行線，不可逆轉。一個人可以選擇蒙著耳朵，繼續過「無知」但安全的日子；也可以選擇冒險前行，打開蚌殼，尋找珍珠。毀壞的過程很疼，如你所說，即使打碎蚌殼也不能保證裡面有珍珠，甚至還有可能找到一團淤泥。但人的內心存在著好奇和探險的天性，這個天性推動著社會不斷挑戰極限、發現新的區域、拓展認知疆界。破碎和毀壞是人類為自己的探索欲必須要付出的代價。 寫完《歸海》，我加倍珍惜掩藏在我們前輩身上的歷史，也深感遺憾年輕時沒有去認真探求那些本伸手可及的蚌殼——它們已經隨著親人的離去，永久消失。我們本該有能力瞭解我們最親密的人的，阻擋我們的是怯弱、懶惰、還有對一時安逸的貪求。在還來得及的時候，我們要去深深瞭解我們的前輩，他們是我們瞭解自己、切入歷史的最好入口。 張翎簡介 張翎，海外華文作家，加拿大國家文藝基金、安大略省文藝基金獲得者。代表作有《歸海》、《勞燕》、《餘震》、《金山》等。小說曾獲華語文學傳媒年度小說家獎，華僑華人文學獎評委會大獎，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紅樓夢世界華文長篇小說專家推薦獎，曹雪芹華語文學大獎等文學獎項。根據其小說《餘震》改編的災難片《唐山大地震》，獲得亞太電影展最佳影片。小說被譯成多國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