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忠偉 西鄉大爆走～現代日本軍國主義的濫觴 有了這些準備之後，1873年日本政府外務卿副島種臣，特以琉球漁民在臺灣被蕃人殺害的事向當時擔任總理衙門大臣的毛昶熙及董恂質詢，毛昶熙原本以琉球與臺灣皆為中國領土，來反駁副島的質疑。而對於造成琉球漂流民被殺番人殺害事件，毛對副島表示：臺灣的「番民」有分成「熟蕃」與「生番」兩種，「熟蕃」由官府治之，而未服之「生番」，則置之化外，甚為不理──簡單的說就是「殺人者為化外的生番」與清政府無關。但這句話正好被副島抓住辮子，副島說：「生番害人，貴國置之不理，我國有必要問罪島人，因與貴國盟好，特先來奉告」，慌亂當中，毛昶熙竟脫口而出：「（臺灣）生番係我化外之民，問罪與否，聽憑貴國辦理。」 這句話讓日本人抓到小辮子，所以就可以據此大大方方的向臺灣南部這個清廷昏官口中所謂的「化外之民」所居住的地方出兵。（註三十九 ） 1874年4月4日，日本指派名列維新三傑之首的西鄉隆盛的弟弟，陸軍中將西鄉從道（1843～1902）為「蕃地事務局都督」出兵討蕃，翌日，又任命陸軍少將谷干城、海軍少將赤松則良為參軍，並設置臺灣番地事務局，以大隈重信為事務局長官。當時李仙得負責輔助西鄉就出兵事宜進行具體準備。西鄉率領8,050人（其中陸上兵員為3,658人，其他為軍屬、從僕、軍艦成員等，註四十 ），分別搭乘高砂（原為英國船Delta號，為日本花10萬美元買下）、社寮（原為美國船，為日本花6萬美元買下）、三邦丸、大有丸、明光丸並配合3艘軍艦－－日進、孟春、有功…從長崎出兵臺灣屏東，但是這裡有個插曲，在出兵前夕，歐美－－英、俄、法、義大利、西班牙…等列強紛紛表態反對日本出兵臺灣，最早在1873年4月13日英國駐日公使巴夏禮（Harry S. Parkes，1828～1885）就曾對外務大臣寺島宗明確表示：如果日本與中國發生軍事衝突，英國將嚴守中立，並嚴令－－禁止英人、英船參與日軍的軍事行動，同時也威脅一切後果必須由日本承擔，這使得原本要一起隨軍出發的英籍工部省雇員布朗（Brown，日本授少校階，原本擔任測量臺灣沿海及建設燈塔等工作），不得不退出征臺遠征軍的行列。（註四十一 ）英國反對最大的理由－－不是人道、無關正義，而是清、日之間的紛爭可能會損害英國在中國地區的經濟利益。 西鄉從道-維基百科 而原本贊成（其實是鼓勵和支持）日本出兵的美國也在國際壓力之下，不得不由默許改變為中立，並批評日本出兵的行為違反了國際公法（《萬國公法（International law）》），同時強調以安全保障為由所發動的武力干涉，將不會被國際社會所承認。新任美國駐日公使平安（John A. Bingham）因此下令嚴格禁止任何美國人與美國船艦參與日本的軍事行動，（註四十二 ）除少數人以未接到政府禁令，仍舊隨軍前往臺灣之外，李仙得就因此在途中被召回，並被軟禁在美國的廈門領事館內，雖然不久之後就被釋放，但日本政府礙於國際壓力，只得假意禁止李仙得親自參與親臺行動，同時改聘請法國籍的法律專家布瓦索拿得（Gustave Emile Boissonade）來取代李仙得的位置，李仙得則是隱身於幕後。 面對接連而來的國際壓力，日本內閣擔心列強介入，不得下令暫停此次行動。但人在長崎的西鄉從道卻強硬的回覆說：「延遲出兵，將會有損士氣。如果政府強行阻止，我願退還天皇的全權委任敕書，以賊徒之姿直搗生蕃的巢穴，絕對不會累及國家！」他在4月27日命令被任命為廈門領事的陸軍少校福島九成首先率領－－瓦生、克沙勒、李仙得的秘書前紐約時報記者豪斯（Edward H.House）以及250多名軍士（原本「有功丸輪」只能容納100多人，這還不包含船上裝在的軍需、彈藥……），搭有功丸輪先開赴廈門，遞送西鄉寫給閩浙總督李鶴年的「日軍征通知書台」，自己則是留在長崎等候與大久保利通會面，勸阻任務失敗的大久保在面會西鄉以及大隈之後，也只能事後追認出兵的事實，並做了相關的承諾，於是日本政府對外公告：「硫球藩、小田縣人民先後漂流至臺灣「番地」受「生番」掠殺，為懲罰、以及確保將來的安全，出兵臺灣」。這樣難堪的結果，日本後世歷史學家稱之為「西鄉大暴走」，有人認為這項舉動也成為以後日本軍國主義軍官在亞洲戰場上隨意獨行的開端，（註四十三 ）但事後的文獻卻證實，這只是西鄉與日本政府「唱雙簧」演戲而已，因為大隈重信在其回憶錄中證實：當有功丸出發時，他和政府特派員金井內史還一起在長崎港為其送行，也就是西鄉從道並不真的敢「抗命妄為」，而是他與大隈重信、金井內史、李仙得…等人獲得共識之後才敢逕自出兵臺灣。（註四十四 ）到5月2日，日進、孟春兩艘軍艦以及運輸船－－高砂、社寮、三邦丸、明光丸…搭載－－臺灣蕃地事務参軍谷干城、赤松則良，以及另外1,000多名士兵，也從長崎開赴臺灣屏東的社寮。日軍的先鋒船艦－－有功丸於5月3日到達廈門，福島九成於4日拜訪廈門同知李鐘霖，並致送西鄉所寫的「日軍征通知書台」，之後便率有功丸輪離開廈門，因此當李鐘霖將「日軍征通知書台」呈送到閩浙總督李鶴年時，已是5月8日，李鶴年雖然立即要求日本撤軍，但有功丸已在同一天順利登陸屏東社寮（今屏東縣車城鄉射寮村），之後其他運兵船也陸續抵達屏東與有功丸會師。最初日軍以利誘的方式來吸引當地漢人以及原住民，因此大家相安無事。 而當時雖然十八社總頭目卓杞篤已經過世，但憑藉著李仙得與卓杞篤的交情，自然也獲得新任十八社總頭目小卓杞篤的信任。但隨著日軍愈來愈深入內地，再加上日軍的軍紀愈來愈差，日軍與原住民的摩擦愈來愈多，5月22日，日軍進入四重溪之後，還不顧勸阻強行進入牡丹社番人的重要活動區域－－石門，被激怒的原住民因此在石門天險對日軍發動攻擊，這就是有名的「石門之戰」，最後日軍陸戰隊不得不攀上峭壁之後居高臨下的射擊只有原始武器的原住民，情勢才因此逆轉，原住民敗逃，酋長阿祿古父子雙亡。之後日軍勢如破竹，先後重創了－－牡丹社、高士佛社、尼乃社（女乃社；tjaljunay）3社，後移營龜山（現屏東國立海生館附近）建立都督府長期駐紮。連花東一帶的番人亦聞訊先後跟進請降。日軍在攻擊番社期間擄獲了一名年約12歲的原住民女乃社小女孩，西鄉將其取名為OTAI（臺灣姑娘）－－漢字為「御台」，之後送往日本接受教育，希望她長大之後能教化這些蕃人，為大日本帝國效命。（註四十五 ） 石門戰役後，日軍指揮官西鄉從道與排灣族領袖合影。-維基百科 牡丹社事件-維基百科 得知日本出兵侵臺後，清廷立即派人向日本外務省抗議，並在六月中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大臣經略臺灣。1874年9月22日，清廷在美國的壓力之下，只得委託英國公使威妥瑪（Thomas Wade）的調解，中日雙方在北京締結和約－－即《北京專約》，日本退兵，所謂的《北京專約》，共有三條： 一、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起見，中國不指以為不是。 二、前次所有遇害難民之家，中國定給撫卹銀兩，日本所有在該處修道、建房等件，中國願留自用，先行議定籌補銀兩，另有議辦之據。 三、所有此事兩國一切來往公文，彼此撤回註銷，永為罷論。至於該處生番，中國自宜設法妥為約束，不能再受兇害。 條約中規定：中國應撫恤1871年受害的琉球難民（10萬兩），並補償日軍征台損失（40萬銀兩），總共賠償50萬兩銀（約等於當時的71萬日圓）。只是清朝對外絕口不提「賠償兵費」，而將50萬兩拆成10萬兩的「撫卹」與40萬兩的「購買道路房屋」，算是在表面上保存了天朝顏面，也確定了臺灣的主權的確屬於中國。但由於條約當中，出現了「臺灣生蕃」加害「日本國屬民等」、日本出兵的目的是「保民義舉」等用語；同時強調清國政府所支給的「撫卹金」是由日本政府轉交受難者遺族…變相的向國際社會宣佈清國已同意「這些遭遇海難的琉球人可以被視為日本國民」。因此儘管未能達到佔領臺灣的目的，但日本卻遵循李仙得所提出的各種方略及其一手策劃的「征臺」計畫，成功的斷絕琉球長期的兩屬關係，誘使中國承認琉球為日本所屬，為1879年實質佔領琉球創造了先決條件；同時，也為日後侵略朝鮮，據有臺灣拉開了序幕，這個行動一直延續到1894年的甲午戰爭，在戰爭爆發之初，美國還特別售予日本四艘最新型的戰艦和大批軍火，而美國籍貨船「紐約」號也受雇為日本運兵，甚至戰後馬關和議之前，李鴻章希望能藉助各國駐華公使之力，出面制止日本奪取中國領土的野心，但唯一替日本出面的就是美國駐華公使田貝（Charles Denby），他不但力勸各國不要過問此事，還誘導李鴻章「以散地易要地」，日本才能順利占領臺灣。征臺之役結束之後，已經入了日本籍的李仙得在大隈重信與陸奧宗光的同意與支持下，迎娶了幕府越前侯松平春岳（後來出任明治政府的大臣）和侍女所生的私生女池田絲，松平蕃就是現在的福景縣（ふくいけん，Fukui Prefecture；位處日本中部的北陸地方，面向若狹灣－－わかさわん）。1890年在日本政府與朝鮮駐日本公使館參贊官金嘉鎮（김가진，1846～1922，原本為親日派，後轉赴中國參與朝鮮獨立運動）與和駐朝鮮日本代理大使近藤真鋤（1840～1892）的共同推薦下，李仙得正式赴韓接任朝鮮外府顧問官（有些資料稱為政治顧問）德尼（Owen N. Denny，1838～1900）任期屆滿之後所遺留的職缺。（註四十六 ）他曾建議朝鮮政府建立中央集權體制，實施預算、會計制度；改革稅制、廢止奴婢制、發行紙幣、開發輸出商品…等現代化改革措施。另外由於不平等條約導致韓國無法保護國內市場及產業，因此他主張抑制輸入，優先安定經濟、促進繁榮…等等，與當時的朝鮮改革派互動頻繁。只是凡事都以日本為師，也導致他被反對者批評其作為均帶有「將朝鮮變成帝國主義體制下的從屬國」的兩面性，說的簡單一點就是：他們認為－－「李仙得被派至朝鮮其實是為日本併吞朝鮮預先做準備」。1899年9月李仙得在首都漢城（今首爾）因為腦中風（另一說為腎炎）病逝。（註四十七 ）   附註： 註三十九： 參見── （Ⅰ）中文《維基百科》之【牡丹社事件】（https://zh.wikipedia.org/wiki/牡丹社事件）。 （Ⅱ）楊南郡：《牡丹社事件》（http://210.240.125.35/citing/citing_content.asp?                            id=2327&keyword=%B7%E3%E5i）。 註四十：…

  賈忠偉 李先得與日本～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李仙得的建言給日本政府很大刺激，影響所及也埋下了日後佔領臺灣的種子；當然對於這段歷史，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其實是日本利用了李仙得的番地無主論與眾多征台規劃與建議來掩蓋其對外侵略的野心，李仙得在整個事件當中，只不過是個配角而已。其實對於日本人來說，臺灣並不是個陌生的地方，早在1593年（明萬曆二十一年，文祿二年）豐臣秀吉在發動征韓之役時，就曾經派出原田孫七郎赴菲律賓向佔據那裡的西班牙總督勸貢，同時還命令他在回程時經過臺灣要勸導島上的「高山國王」向日本進貢，但是因為當時的臺灣並無國家組織而不得其門而入。該文書現藏於加賀（現在的石川縣南部地區）前田家之尊經閣文庫內。而德川家康在統一日本之後，也在1609年（明萬曆三十七年，日本慶長十四年）派九州肥前蕃主基督教大名－－有馬晴信出兵佔領臺灣北部港口，德川家康除要有馬要仔細調查臺灣的物產外，並懷柔臺灣原住民，希望藉此增進中日兩國之貿易，只不過，有馬的兵船才一登陸臺灣，便遭受原住民的激烈抵抗，使得有馬損失慘重，最後只抓了幾名原住民回日本交差。 (中央社，資料照) 1616年德川家康再度命令長崎代官（市長）村山等安率兵3,000，分乘13艘兵艦，大舉進攻臺灣，一樣也遭到原住民的強烈抵抗，之後又被明朝福建參將沈有容（1557～1628）率兵夾擊，因此不得不退兵。後來日本實施鎖國政策，除少數領有朱印狀的貿易船可以出海外做生意外，其他人則是嚴格禁止出海，因此日本侵擾臺灣或是中國沿海的行動暫告一個段落。直到1627至1632年日本浪人濱田彌兵衛才再度因商業糾紛而逕至進入臺南挾持了荷蘭派駐臺灣的第三任長官彼得‧奴易茲（Pieter Nuyts，1598～1655）及其兒子到日本關押，同時日本政府又封閉荷蘭在平戶之商館及船舶，造成荷蘭損失慘重。荷蘭為了挽回與日本的貿易利益，後經雙方協商，在巴達維亞的荷蘭總督下令改派漢斯．普特曼斯（Hans Putmans，？～1656）為第四任臺灣長官，並將彼得‧奴易茲撤職並引渡至日本監禁，到1632年時荷蘭人在日本的貿易才獲得恢復，彼得‧奴易茲則是監禁4年後於1636年才被釋放，但返回巴達維亞後又受到審判，直到1637年被解除所有職務後才得以返回荷蘭。另外有一半日本血統的鄭成功在據台之後，曾經試圖向德川幕府求援的故事，經過流傳與渲染，讓臺灣不屬於中國領土的觀念逐漸在日本生根。（註三十四 ） 當然不管如何，李仙得的這些建議，的確又再度提醒與影響了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事後證明日本後來的所有中國與亞洲侵略政策，幾乎都是「依循」李仙得的建議而制訂的，這正是二十世紀前半日本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源頭。只是李仙得也清楚的知道當時日本才剛剛開始明治維新，國力未豐，因此貿然出兵恐引發中日大戰，對日本並不利，因此建議日本以保護琉球難民做題目，展開對中「欺騙外交」，取得出兵臺灣的藉口，這樣不但可以避免日本與中國正式決裂，也可以紓解日本國內不斷升高的征韓壓力。因此日後日軍征台時，就帶來許多文化打手來充當隨軍記者，除了詳細記錄戰爭經過之外，也刻意將臺灣原住民塑造成野蠻未開化的恐怖兇手，藉此凝聚與搧動日本人的愛國情緒，才真正化解了因「征韓論」所引發的「佐賀之亂」後更大的內戰危機。（註三十五 ）當時李仙得的主要建議大致如下： （一）中國的政教不及臺灣這塊番地：最重的是「番人」也相當仇視漢人，此次琉球船民被害，實因其外貌與中國人類似，致為生番誤會才會被殺。另外中國國力薄弱，根本無法有效統治番地，日本人應學西方列強，取代中國成為亞洲盟主，併吞亞洲許多尚未開發的野蠻之地，以帶頭抵擋歐美列強入侵亞洲； （二）日本要隨時備戰──以戰逼和：日本與中國交涉時，應派軍艦巡弋中國南海，甚至進佔澎湖，另外在長崎或是琉球應事先預留足夠兵力，以預防雙方談判破裂，中國拒絕日本之要求，應即刻出兵攻佔──雞籠、滬尾（淡水）、打狗…臺灣府，甚至佔領全臺灣，如中國仍拒絕談和，日本則進軍廈門，逼中國坐上談判桌； （三）武裝殖民：日軍應在台灣南部社寮設立大本營，一方面安撫當地漢人和較為友善的番人，另一方面攻擊兇殘的牡丹社，最後進佔臺灣南部所有番地。所以後來日軍隨軍帶領了五百名工匠以及一百八十二種植物和各式農具，就是要準備攻佔台灣之後，武裝殖民之用； （四）日本應該以外交談判為主，並輔以軍事手段，當然最高招就是：兵不血刃的達成目標。日本出兵臺灣，可能會導致與中國全面決裂，依當時日本的實力來看並非上策。但若依照《萬國公法》商請清政府保護遇難本國船民，清政府未能辦到，日本自行設法保護，乃理所當然。 （五）李先得認為以當時中國的國力，根本無力保有臺灣，臺灣遲早會落入其他列強的手中，日本位於亞洲，比歐洲列強容易下手，因此日本應該積極爭取台灣。 佐賀之亂慰靈碑-維基百科 最初李仙得對副島甚至樂觀的指出，由於臺灣防衛力量薄弱，估計只需出兵兩千便可輕易佔領臺灣。日本外務省遂在當年11月以「臺灣番地事務局」准二等官、每年銀洋12,000元的高薪－－特聘李仙得為征台的外務省顧問，按敕任官待遇，這地位僅次於指揮官西鄉從道，李仙得就此在日本長住了下來，並且申請歸化日本籍，從此李仙得為日本規劃詳細的出兵、殖民計畫，雙方甚至約定事成之後由李仙得出任臺灣輔導都督（副都督）。（註三十六 ）除李先得之外，日本還透過李仙得招募許多美國現役與退役軍官，作為日軍侵台的軍事先鋒與間諜；如美國海軍少校沙勒（D.Cassel）就奉命帶領先頭部隊到中國從事外交宣傳－－也順道通知與監視清政府對於日本的征台行動的反應、美國陸軍中尉瓦生（James R.Wanson）擔任日軍的工兵指揮、而英國人布朗（Brown）則幫助日軍做海案測量與燈塔建設工作、長住廈門的洋行醫師曼遜（Dr .Patrick Manson）來擔任翻譯工作…，這些人也同時帶領與訓練大批日軍間諜到中國沿海各省和臺灣做詳細調查，20年後的甲午戰爭，許多主要參戰的日本軍人如－－海軍大臣西鄉從道、海軍軍令部長又擔任首屆臺灣總督的樺山資紀以及第一任民政長官水野遵等人，都是當時由李仙得一手訓練的侵略先鋒。而這些事先勘查的情報訓練，影響日本相當深遠，對於未來日本－－不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軍事侵略或是大戰之後的商業侵略，都有相當大的幫助。當然在利誘之下，許多「漢奸」也被收買擔任日軍內應，以保障日本的軍事行動的順利。也因此在出兵前夕的1874年4月10日，日本天皇還特別召見李仙得、克沙勒（Douglas Cassel）、布朗（Brown）…等人，分別賜予絲綢，日本天皇還另外特賜李仙得一柄象徵榮譽的日本軍刀，並且在4月13日將他的職位提升到與日本特派全權公使同等，目的除了是感謝李仙得對日本的貢獻之外，最重要的是以這些榮耀來讓李仙得竭盡所能的為日本奪取臺灣來賣命。（註三十七 ）李仙得之所以這樣做，有人說他是不滿清政府的腐敗，再加上美國政府不重視他所提出有關經略臺灣的相關建議，因此他轉向投靠日本。但實際卻脫不開美國政府的影子，也就是說這些都與美國當時的亞洲政策有關，早在1853年准將派里（Commodore Matthew C. Perry，1794～1858）到日本叩關之後（即黑船事件），美國就一直極力協助日本邁向現代化，美國人打的算盤是──幫助日本現代化並藉機操控日本，之後可以由日本在亞洲從事「代理人戰爭」，幫助美國占領朝鮮和臺灣（以後在東北的「日俄戰爭」也是如此），這樣美國不但可以避免直接與英、法等列強國在亞洲對抗，同時還可以藉日本來維護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同時也可以讓日本和中國永遠「敵對」狀態，如此東亞便一直處於戰爭狀態，美國不但可以混水摸魚、甚至可能可以「坐收漁翁之利」。（註三十八 ）     附註： 註三十四： 參見──藤井志津枝（傅琪貽） ：《近代中日關係使源起》（金禾出版社），p55。 註三十五： 參見──藤井志津枝（傅琪貽） ：《近代中日關係使源起》（金禾出版社），p71、101。 註三十六： 參見── （Ⅰ）李理、趙國輝：《李仙得與日本第一次侵臺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p102～103。 （Ⅱ）藤井志津枝（傅琪貽） ：《近代中日關係使源起》（金禾出版社），p102。 註三十七： 參見──藤井志津枝（傅琪貽） ：《近代中日關係使源起》（金禾出版社），p105。 註三十八： 參見──尹章義：《美國的擴張主義與臺灣的命運～160年來美臺關係的回顧（一）》（歷史月刊／第112～113期／2006.04.20～30）。 另外早在德朗在與副島見面時，除向副島介紹李仙得其人外，還教唆說：美國無意佔有他國的土地，但是我們樂意見到我友邦擁有並拓殖他國的土地。有關這次臺灣事件，若貴國將有所盤算時，我雖能力有限，但願為提供拙見。他並進言：臺灣氣候條件適宜，且為膏腴之地，盛產米、砂糖等，還有礦山多處。當地海港良好，對外國人來說，是極為便利之場所。據說外國人之中亦有覬覦該地者。該地雖為清國管轄，但由於其政令不行，故先占者可先得。他提出處理臺灣事件時必須考慮的三個問題：第一，是否要立即派遣問罪之師？第二，是否要與土著交涉，訂定今後之管理方式，當我國人民及琉球人抵達時不再施暴？第三，若認為屬於國家統治權事宜，是否要向其政府交涉要求其處理？同時，德朗還向副島允諾：若貴國派船到臺灣，我方軍艦有該處之海岸地圖等，願為提供。 參見──李理、趙國輝：《李仙得與日本第一次侵臺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p102。

必麒麟（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英國諾丁罕（Nottingham）郡人；1840～1907（註二十四 ） 賈忠偉 《南岬之盟》是國際條約還是備忘錄 這樣的狀況引發美國嚴重抗議，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聞訊後立即趕赴福州，親自與閩浙總督吳棠及閩撫李福泰進行交涉，請求依據中美《天津條約（1858年6月18日簽訂）》，下令臺灣地方官員營救倖存人員，並嚴懲生番。吳棠當場接受了李仙得所提出的請求，到4月18日李仙得又向福建分巡台澎等處兵備道吳大廷遞交了一份備忘錄，上面清楚的記載了他將因為羅佛號事件而進入臺灣調查。同一天李仙得便搭乘美國商船阿修羅號（The Ashuelot）到臺灣與臺灣兵備道等當地官員會晤，要求中國出兵協助。但因為當時琅嶠（瑯嶠）屬於「生番」地界，清朝駐臺灣官員不願介入協調，李先得只得自行前往，卻遭到原住民的襲擊，不得已只好返回廈門。6月13日美國派出駐亞洲艦隊司令貝爾少將（Admiral H. H. Bell）率領兩艘軍艦－－哈得福號（The Hartford，排水量2,900噸／亞洲艦隊旗艦，艦長博可納上校後升任美駐清日艦隊司令）與渥明克號（The Wyoming，排水量1,457噸）、並載了181名海軍陸戰隊在英商必麒麟的引導下登陸琅嶠灣，但因地形不熟而遭到原住民擊退，麥肯少校（Alexander Slidell MacKenzie，1842～1867）不幸戰死。至此美國態度轉趨強硬，清廷恐造成更大的國際糾紛，因此在9月10日，命臺灣鎮總兵劉明燈、南路海防兼理番王柳莊會同李仙得率兵士500名向番社進軍，但是清軍到達琅嶠之後便一直虛應了事。 面對這樣的情況，李仙得認為戰未必勝，不如勸降。於是在1869年（清同治八年）10月初，再度透過英商必麒麟介紹其所熟識的熟番，獨自帶了幾名通事就進入琅嶠與琅嶠十八社總頭目（盟主，註二十五 ）卓杞篤面議和約，（註二十六 ）根據李仙得在1875年所寫的《臺灣紀行（Notes of Travelin Formosa）》中記載，當時李仙得一見到卓杞篤劈頭就問：「為何要殺我的同胞？」。卓杞篤回答，很久以前，龜仔甪社差一點就遭到入侵的白人滅族（有人認為是以前統治南臺灣的荷蘭人所為），所以日後看到白人就必須追殺來為祖先復仇。李仙得聽完後回應：「這樣不是會錯殺很多無辜的人嗎？」「我知道」卓杞篤很坦誠的回答說：「我也反對這樣做，所以才會到保力來找你，表達我的遺憾」（註二十七 ）。不過李仙得在書中也有提到，番人會殺害這些船員，一方面是為了保護自己領土，不讓外來者隨意進入；另一方面也受到當地漢人的唆使，殺了這些落難的船員好掠奪其財產。（註二十八 ） 被原住民殺死的美軍麥肯少校（圖片來自英文《維基百科》） 在對李仙得表達歉意之後，卓杞篤在雙方會談時也不甘示弱的對李仙得說：「倘若你們要以武力解決此事，我十八社聯盟自當全力奮戰，決不退縮。倘若你們要以和平方法解決，我將以朋友對待你們。」雙方經過多次溝通，一直無法達成共識，在必麒麟的獻策下，李仙得在一次談判當中，突然把自己左側玻璃假眼拿下來用力甩在桌上，這動作讓在場談判的卓杞篤與其他番人大吃一驚，他們以為李仙得這個紅毛仔有不可抗力的神力，是個奇人，於是態度開始鬆動，最後雙方達成協議，並簽訂了類似「外交備忘錄／MOU」的《南岬之盟》（註二十九 ）；原住民同意歸還船長亨利夫婦的首級及所劫物品，並允諾不再傷害因海難漂流於此的西方船員或是船員家屬，同時雙方也協議：要求外國人沒事不可隨意上岸、但今後若有西方船隻在通過琅嶠海面時遇到任何困難，必須以升起紅旗當作求救訊號，原住民則會給予適當的援助。但這個協議，並未受美國國會批准，所以沒有被視為正式條約，之後隨著卓杞篤死亡後便完全廢止。（註三十 ）只是當時雙方在締結《南岬之盟》時，還有清朝官員陪同一起參與，（註三十一 ）不但曝露了清朝官員對於國際事務的無知，甚至也自我否定了清廷對於臺灣的主權。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件事可以看出，當時臺灣地位的曖昧性質──或者說是顯現了臺灣的二元政權的屬性。因此在1874年（清朝同治十三年）征台之役結束之後，李仙得還特別回到上海出版了《Is Aboriginal Formosa a part of the Chineses Empire？（臺灣番區是中華帝國的一部分嗎？）》一書，他的「蕃地無主論」不但給了日本規避侵略責任的理論基礎，同時也開啟了二十世紀中期「臺灣地位未定論」的一連串爭議，而這些都是以他跟卓杞篤所約定的條約為基礎所開展的。根據林呈蓉教授的研究指出，《南岬之盟》總共兩份（一式兩份），一份由斯卡羅族後代保留於牡丹鄉旭海村，但已經不知去向；一份則保存於美國國會山莊的國家圖書館內。（註三十二 ） 李仙得所著《Is Aboriginal Formosa a part of the Chineses Empire？（臺灣番區是中華帝國的一部分嗎？）》 另外李仙得希望能在失事船隻的岸邊建立一座堡壘與燈塔，但稍早時卓杞篤以當地為聖地不可侵犯為由，拒絕了李仙得，只是後來經過雙方不斷溝通協調，最後雙方達成協議，同意在臺東卑南一帶築一礮台，做為聯絡站與警戒用途；因此李仙得以此條約要求清廷將琅嶠正式收入管轄範圍，並派兵駐守，但當時的臺灣鎮曾元福、臺灣道吳大廷…等人均以－－「該處建設砲臺，不惟無益，而且有損；中國所以不建者，非為省事，實為將來洋人寬留餘地。現在枋寮一帶設官、設兵、設屯，足資保護；何必添設礮台，至日後遭風洋人轉蹈危機」，而拒絕了李仙得的建議，至此羅佛號事件始告落幕。也因為這段經歷，李仙得在1868年（同治七年）2月再度進入恆春原住民部落旅行，此後幾年間，李仙得經常隨同美艦赴臺灣，與生番直接交流，後來他把這段經歷寫成：《論美領事入生番立約情節及風土人情》，從此他被視為「臺灣番界」通，而這為他後來幫助日本侵略臺灣埋下了伏筆。（註三十三 ）   附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