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社事件/圖取自維基百科) 賈忠偉 牡丹社事件（日本稱為「臺灣出兵」或是「征臺之役」） 1871年（清同治十年，日明治四年）10月，位於琉球群島最南端之宮古島與八重山島人民，分別乘坐四艘貢船前往琉球那霸，在返回居住地的途中因遇颱風，其中兩艘貢船因此失蹤，另一艘則是幸運的漂到清廷管轄的臺灣府城。還有一艘載有69名乘組員的貢船－－「山原號」於11月6日漂流擱淺在恆春半島的八瑤灣（即今之屏東屏東縣滿州鄉港仔村），其中2人不幸溺死，1人失蹤，66人平安上岸。 隔天這些船員（都是成年男子），包括：宮古島頭職兼船長的仲宗跟玄安及船員、乘客……抵達恆春排灣族的高士佛社（清代文獻中寫成「滑思滑」或「高士滑社」）領域，並被帶至頭目家中。起初雙方還以禮相待，但後來因為語言與文化認知不同而產生衝突，為了避免遭到不測，翌日清晨，這些琉球難民趁著高士佛社人外出打獵的空檔，分批逃走，但這不告而別卻意外惹惱了高士佛社人，他們認定對方是來探路的間諜，因此立刻派人追擊這批落難的琉球人。在追擊的過程中，有54名琉球人不幸慘遭殺害。（註十一 ）不久，與高士佛社同為排灣族且有結盟關係的牡丹社援兵也趕到現場，問明事情原委之後，這些牡丹社援兵決定繼續追殺逃走的十二個琉球人，後來在保力庄首富並擔任庄長的漢人楊友旺家中發現了這些琉球難民，經楊友旺與牡丹社人達成協議，楊以大批的牛、豬、布匹來換得這12人性命，牡丹社人在返回其住地途經高士佛人殺害54名琉球人的現場時，他們將這些琉球難民人頭砍下（馘首；即獵頭），帶回牡丹社以及尼乃社（女乃社）的頭顱架上，當做部落的戰利祭品。 楊友旺於1904年時拍攝的照片 事後這54具無頭屍先由當地客家籍漢人鄧天保（另一說為楊天保，後來伊能嘉矩至屏東抄錄碑文時，誤寫為「劉天保」）收屍並埋葬在其住家附近雙溪口山腳下（即現在的宙光山南側小平原）的四座墓中（每一座均合葬十餘具無頭屍）。之後，再由保力庄長楊友旺協同庄務助理林阿九以及張眉姿（張眉婆）、林碰獅等善心人士遷葬至統埔庄南郊，並約定每年由鄰近墓園的林家人供祀祭拜。後來日本人攻擊牡丹社時，西鄉從道下令立碑重修墳墓，這就是當地「大日本琉球藩民五十四名墓」古墓之由來。 (大日本琉球藩民五十四名墓/圖片取自屏東縣文化資產保護所) 而逃過一劫的12個琉球人則在楊友旺家中調養了40多天之後，由揚友旺及鄧天保、宋國隆、楊阿告等人護送至車城灣搭船前往楓港再經陸路到鳳山縣衙門，轉交給清政府官員，並安排與另一批一樣是漂流到臺灣的琉球八重山的「漂流民」一併轉往福州琉球館。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6月閩浙總督文煌，福建巡撫王凱泰連銜奏准遣送這些「漂流民」歸返琉球。一般來說中國從宋代開始就已經有出現關於「漂流民」的記載，而歷朝歷代對待這些海上遇難的「漂流民」不管是日本人、朝鮮人、琉球人…都相當友善，地方政府或是沿岸居民除了會主動幫忙這些「漂流民」－－修船、致送補給品、厚葬罹難者…外，而受傷獲救的船員則是接受政府的公費治療，等待其痊癒後會依個人意願送回原國。到乾隆皇帝時更是頒布命令將「漂流民」的救助制度化。（註十二 ）只是臺灣當時許多地方仍屬「化外之地」，並不受政府機關的管制，再加上是個新生的移民社會，本身就有著弱肉強食的惡習，尤其清末吏治腐敗，因此有關「漂流民」的衝突－－包含搶奪財物、殺人滅口、強迫勞役等狀況就不斷發生。（註十三 ） 藉口琉球漂流民被殺事件，同年4月，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立即擬定「處理琉球之三條」方案；即將琉球王尚泰任命為華族（貴族）兼沖繩籓籓主，將琉球的外交權移至日本外務省，由九州的鎮台派兵進駐琉球…等。同年，鹿兒島縣參事大山岡良還假借琉球王之名，建議「派軍征討臺灣，攻其巢窟，殲其巨魁，上張皇威於海外，下慰島民之怨魂」。但琉球擔心「雙屬問題」會曝光而遭清廷責難（報復）因此婉拒。（註十四 ）到了10月16日，日本單方面對外宣佈琉球王國屬於日本的「內藩」（被稱為：第一次琉球處份），破壞了自1372年起中國為琉球王國之間長達500多年的宗主國地位，同時拒絕與中國談判琉球歸屬的問題，這些宣佈當時雖然只有獲得美國政府的承認，但仍舊使得清國不敢採取任何行動。（註十五 ） 不幸的，到了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3月又發生了日本小田縣（今岡山縣）的船頭佐藤利八等4人，在出海貿易途中，一樣遭到暴風雨侵襲而漂流至臺灣東部馬武窟附近，雖然沒有被殺害，但4人的財物卻遭到部分臺灣原住民（漢人）的掠奪，之後這4人被當地官府搶救出來並受到妥善的照顧與保護，臺灣官方為表示歉意，送給這4人相當豐盛的補給品，並將他們護送至上海日本領事館後，再返回日本。剛開始日本曾試圖以正式的外交途徑來解決漂流民在臺灣的安撫問題，但清廷總是以「化外之地、化外之民」為由來推諉責任。因此，日本以「清國無法處理此等情事」的認知前提下，積極備戰希望能找對時機出兵臺灣，懲治島上的原住民，當然最好是能趁此良機佔領臺灣。 牡丹社事件背後的美國人與美國陰謀 曾經於1866年（清同治五年）10月擔任美國駐廈門領事的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他有許多漢文名字，如：李聖得、李全德、李善德…等等；他的日本名字為：リセソドル；リゼソドル，1830～1899），在1872年（同治十一年）10月12日，辭去廈門領事之職，搭船返美，李離開中國的最主要原因，是美國駐華公使對他所提出的「治臺理番」策略並不支持。而發生於當年2月琉球人在臺灣南部被番人殺害的事故，就完全引爆了他與公使婁斐廸（F. F. Low）之間的宿怨，在事發之後，李先得曾親自乘船去臺灣詢問當地番社原由。在蒐集完事發經過後回到廈門，他立即對美國駐華公使及清政府提出詳細報告，並要求清政府要嚴懲番人的暴行。但未獲得清政府的善意回應，不但如此，當時駐華美國公使婁斐廸還嚴詞批評他在未報告美國政府的情況之下就私自潛入臺灣與番人談判是不法行為，致使李仙得認為清政府及美國駐華公使都有放任番人暴行的嫌疑，最後憤而辭職。李仙得的抗議卻意外得到當時美國總統格蘭特的讚賞，因此推薦他出任阿根廷公使，在返美過境日本橫濱期間，由於李仙得相當熟悉臺灣事務，再加上美國政府有意破壞中日同盟，並藉日本的手來佔領臺灣。（註十六 ）因此在美國政府的授意之下，美國駐日公使德朗（De Long, C.E.）將李先得介紹給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註十七 ）其實副島在跟李仙得會談之前，已經有了「以武力占領臺灣」的想法，為了迎合副島的臺灣隸屬於日本的主張，李先得在他所寫給日本政府的「備忘錄第一號」中，就以他親自參與處理1867年（清同治六年）2月－－美國商船羅佛號（the Rover）事件的經驗，來證明表示：「臺灣雖然在清朝的管轄之下，但其政令不通行，對人民也不能保護，即無有效統治之實，是個無主之地，日本可以趁此良機佔領臺灣」。（註十八 ） 同時李仙得也將其珍藏的許多有關臺灣的重要情報；如各種歷史文獻、各族原住民的風土人情與各類戰略地圖、海圖、照片…全部都獻給日本政府，也從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11月起到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2月為止，為日本政府草擬了六份備忘錄（覺書），從各種角度向日本政府解說臺灣的政經情勢與日本政府應有的作為與政策態度。（註十九 ）在他所呈現給日本政府的第四號備忘錄中，首先對日本提出了「東亞文明月彎」的概念：「日本、朝鮮、琉球、臺灣這個半月形地區，在日本領導下，將是亞洲現代化的重心，為了亞洲未來的繁榮，日本向臺灣用兵，既是應然，也是必然的。」（同註一）而李先得的想法與也當時美國利用代理人來進行擴張政策相符。其實德朗將李先得介紹給日本政府之後，便立即寫了一份「祕密報告」給美國國務院，報告中指出：「我一向認為西方國家對日本的真實政策，是鼓勵日本採取一系列的行動……使日本政府與中國政府、朝鮮政府彼此仇視。」而「在目前形勢下，我相信，我已經發現一個實行這一計畫的機會，能不需要流血的戰爭，但如果需要的話，我們可以使這場戰爭成為……把臺灣及朝鮮放在一個同情西方國家旗幟下的戰爭」。（註二十 ） 重新回頭看看「羅佛號事件」 所謂羅佛號事件的始末是：1867年（清同治六年）2月美國商船羅佛號由廣東汕頭駛赴牛莊（今遼寧省海城市牛莊鎮）途中，在臺灣南端七星岩附近海面不幸遇到颱風觸礁沉沒，當時船長懷特夫婦等13名生還者（船員）搭舢舨漂流至恆春龜仔甪（「ㄌㄨˋ」，現在的墾丁里社頂附近，註二十一 ）登陸，卻慘遭龜仔甪社的原住民殺害，唯一倖免的粵籍水手逃至打狗（高雄），並向官府報告。這件事之後經過臺灣府透過英國駐臺灣領事館轉告給美國駐中國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1870），蒲安臣因此立即派員出面與中國交涉。與此同時英國也立即出動一艘停在安平港的英國軍艦柯摩蘭（The Cormorant）號，緊急駛往事發地點希望能營救生還者。只是沒想到才剛放下小艇要接近海岸時，卻受到蕃人的襲擊致使一名水兵負傷。為避免造成更大的傷害，小艇立即返回軍艦，最後「柯摩蘭號」向岸上發射數枚砲彈之後離去。目前當地有一座「三合一」的萬應公祠，廟中主位是祭拜無主孤魂的萬應公，兩邊則是分別祭祀了土地公與八寶公主。恆春當地對「八寶公主」的來歷說法不一，根據《恆春縣誌》的記載推測，非常有可能指的就是當時遭到原住民誤殺的羅佛號的船長夫人韓特女士（基本上原住民不殺女性），因為原住民在殺害她之後，在她身上發現八件從未見過的物品，原住民因此稱她為八寶公主。據地方上傳說，八寶公主是在1934年的日據時代，向一位漁民託夢表示要留在臺灣，因此地方上才為她建廟供奉。（註二十二 ） 蒲安臣 【蒲安臣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1854年，與一群反對黑人奴隸制的人建立了一個新的政黨，這就是今天的美國共和黨（American Republican Party）。蒲安臣在1862年7月20日到達北京，為美國第十三任駐華公使。1867年11月底，蒲安臣結束為期六年的駐華公使職務。卸任之初蒲安臣接受清朝政府的邀請擔任中國第一個外交使節團團長，代表中國政府出使美、英、法、普、俄等國，為這次出訪，蒲安臣還受委託設計了中國第一面國旗——黃龍旗。（註二十三 ）】   附註： 註十一： 據生還者中的仲本筑登與島袋筑登二人回琉球後所作的筆錄，高士佛（滑）社原住民並未主張番社團的通行權，在救助這些琉球籍的漂流民之後，還「用小貝殼盛飯給六十六人」吃，當晚並讓他們「投宿此家」。林呈蓉教授認為：「根據日後高士佛（滑）社一名老原住民的說詞，原本他們對宮古島漂流民並沒有殺意，他們小心地保存了琉球人身上的織服（衣服），只為了判斷他們是哪國人， 到底是可以直接交易，或者必須把他們送到漢人通事那邊，但雙方語言不通，因此是以筆談的方式來進行溝通。」可能就是為了要從「琉球人身上的織服」來「判斷他們是哪國人」，高士佛（滑）社才會有上述仲本筑登與島袋筑登二人筆錄中所述「半夜時分，一人於左手握著火把，右手拿著刀，推開門進來，剝取兩人之貼身衣物而去」的情事發生。這項突如其來的持刀剝取衣物之行為，顯然引起琉球漂民的恐懼。而翌日清晨，高士佛（滑）獵人叮嚀琉球漂民，「必定要留到我們回來以後」；讓琉球漂民「更加心生疑惑」，因而趁隙「分散逃走」。琉球漂民接受了膳宿的款待，卻不顧高士佛（滑）社獵人的叮嚀而偷偷溜走；此一舉動，不但讓高士滑社民感到備受「侮辱」；也使得他們對於 琉球人入山的意圖，更加起疑，最後才因此惹上殺身之禍。簡單的說，原住民之所以殺害54位琉球漂民，其動機乃是「基於保護族人與領地」。 參見──郭伯佾：《從琉球藩民墓碑文探索牡丹社事件》（實踐博雅學報／第二十二期／2015年7月），p92～93。 註十二： 參見──劉序楓：《清代中國對外國遭風難民的救助及遣返制度～以朝鮮、琉球、日本難民為例》（琉球中國關係國際學術會議編輯發行／第八回琉中歷史關係國際學術論文集／2001年3月）。 註十三： 據James Davidson的統計，1850～1871年底，臺灣（含澎湖）附近海面，共有44件船難，其中21艘船遭島民搶劫，部分船員被殺（僅4件為原住民所為）。1882年至1885年，共31次船難，6件劫船者皆為漢人。漢人最有名的海盜窩在國賽港（今臺南七股鄉三股村及十份村附近）、白沙屯（今桃園觀音鄉），此外鹿港、淡水、南崁、布袋、澎湖沿海地帶，先民也發揮了「靠海吃海」的精神，未放過任何老天爺賞賜的橫財；連奉命戒護的士兵也加入洗劫的行列。 參見──愛德華．豪士（陳政三譯）：《征臺紀事～武士刀下的牡丹花》（原民文化），p10。 註十四： 參見──戴寶村：《牡丹社事件～帝國的入侵》（自立晚報），p13。 1609年（明萬歷三十二年），日本薩摩藩島津氏派兵入侵琉球，1611年（明萬歷三十九年）9月中山王尚寧在江戶被迫簽署「誓表」後，才得以歸國，1613年，尚寧王被迫將奄美諸島割讓給薩摩藩。琉球從此一方面接受中國冊封並進行朝貢貿易，同時國政卻受到日本薩摩藩的控制－－這就是所謂的琉球的雙屬時代。 註十五： 參見──藤井志津枝（傅琪貽）…

賈忠偉 【我們都知道－－2004年1月在臺灣上映的好萊塢賀歲片《末代武士（The Last Samurai）》，故事劇情就是以發生在日本明治維新初期－－1877年「西南戰爭」做為背景改編而來的。其中由渡邊謙飾演的勝元，角色就是來自明治維新三傑之一的西鄉隆盛；日本青壯輩名導原田真人跨刀飾演的大村，則是影射西鄉的政敵大久保利通。但你可能想不透由美國影星湯姆克魯斯（Thomas Cruise Mapother Ⅳ，1962～）飾演的美軍軍官──納森․歐格仁上尉（Captain Nathan Algren）到底影射的人是誰！？我覺得那代表了兩種意義：一是告訴世人－－美國人在「明治維新」中所扮演的導師角色；二是投射了－－曾經擔任美國駐廈門領事的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的身影。李仙得又名李讓禮；1830年8月26日生於法國的望族，巴黎大學畢業。1854年和美國紐約著名律師的女兒克拉‧維多利亞‧莫洛克（Clara Victoria Mulock）結婚後移居美國紐約，1861年南北戰爭爆發，李仙得選擇效忠北方聯邦，由於他替紐約的第51師召了募100多名志願軍而被北軍任命為少校連長，他親自率領這支部隊前往北卡羅萊納州參戰，幾經轉戰他最後編入格蘭特將軍的直屬部隊，並晉升為上校官階，1864年5月在一場戰役中左眼及鼻樑被子彈貫穿，造成左眼失明，不得不於當年光榮退伍，並獲准破格晉升為准將。南北戰爭結束之後，由於跟他一起並肩作戰的同袍好友格蘭特將軍（Ulysses Simpson Grant，1822～1885）選上美國第十八任總統（後來連任第十九任美國總統），因此派他於1867年出任美國駐廈門領事兼理淡水、雞籠、安平、打狗領事事務。 李仙得在上任之初，就遇上了1867年3月12日的羅佛號（the Rover，或譯為：羅妹號）的海難事件，之後還有－－隔年（1968年）的樟腦走私戰爭－－導致英國海軍茄當（Gurdon）率艦砲擊安平事件、以及數不清的教案、商務糾紛…等，不管那一件事，我們都可以看到這位獨眼龍將軍的身影。就因為如此頻繁的接觸臺灣，所以李仙德被視為「臺灣番界」通，而這些經歷對他在1874年「誘導」或是「引導」日本對臺灣屏東發動侵略戰爭──即「牡丹社事件」有相當大的幫助！ 只是近來愈來愈多的研究也顯示，日本並不單純的是因為受到李仙得的誘導才在1874年發動所謂的「征臺」之役，當然也不可以將日本後來會走上軍國主義之路也推給李仙得。因為這些研究都有可能是受到日本學界長期以來的脫罪論誘導所致，隱瞞了日本早就有的侵臺意圖以及潛伏在日本文化中的侵略因子。或者說，李仙得的確在對於日本發動侵臺戰爭佔有關鍵地位，但這其中其實包含了相當複雜的國際政治陰謀與算計，而我們也不能忽略，明治維新之後受到西方列強影響所產生的－－日本帝國主義，恐怕才是主要因素，當然李仙得的個人野心絕對是構成日本對外擴張的因素之ㄧ，他的角色充其量只是個獻策的謀士罷了，大家不過是狼狽為奸，相互利用而已，套句俗話就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捱」。 但不管如何，李仙得也是最早提出「東亞文明月彎」概念的人：他在1873年給日本政府的備忘錄中清楚的指出：「日本、朝鮮、琉球、臺灣這個半月形地區，在日本領導下，將是亞洲現代化的重心，為了亞洲未來的繁榮，日本向臺灣用兵，既是應然，也是必然的。（日本海軍部文件JN-R34-F44937-45）」這個概念正是日後日本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源頭。（註一 ）就如《後藤新平正傳》一書所言：「這個年輕的帝國，正在開始實施由李仙得忠告而發起的堅固的新國策－－大陸政策，即北起樺太，南到臺灣，由一連串島嶼完成對支那的半月形包圍，更要控制朝鮮和滿洲，否則就無法保障帝國的安全，控制東亞的時局。這就是李仙得提出的建設性的策略。此策略刺激著日本年輕的領導者們，不久就成為我新興帝國的國是。」（註二 ）】 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1830～1899－－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美國人與臺灣的第一次接觸～是要「租借買入」還是「直接佔領」？！ 根據歷史記載，近代第一位登陸臺灣的美國商人是利極登．奈伊（Gideon Nye‧Jr.，1812～1888 ）。他在1833（清道光十三年）21歲時，與幾位兄弟在中國廣州成立了「奈伊兄弟洋行」（Nye Brothers ＆ Co.），從事鴉片、糖、茶的進出口生意。他在1853年寫信給美國駐華代辦、也是多年好友的彼得．伯駕（Petter Parker，1804～1888），建議美國政府出兵佔領臺灣南部的紅頭嶼，就是現在的蘭嶼，作為美國遠東太平洋航線的基地，但未獲得任何回應。到了1855年（清咸豐五年）奈伊兄弟洋行與另兩家美商威廉士洋行（William, Anthon ＆ Co.）、羅賓內洋行（W. M. Robinet ＆ Co.）合作，賄賂當時擔任臺灣府知府與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前身為：福建分巡臺灣兵備道）的滿州大臣裕鐸（任期1854～1858），雙方並簽訂密約，利吉登．奈伊取得了臺灣樟腦出口獨占權及使用打狗港（今高雄）的特權。從1855年到1857年間，利吉登．奈伊投資了約45,000美元作疏濬港口河道以及建築碼頭與貨棧之用，同時期出口的貨船有78艘，運輸出的貨物價值達50萬美元。相對的利極登．奈伊則必須對打狗一帶提供足夠的海上武力，來保護與對抗海盜的侵犯。就因為這樣，美國國旗在打狗海邊飄揚了一年多，但也因此嚇阻了當時猖獗的海盜。（註三 ） 另外早在1848年（清道光二十八年）時，利極登．奈伊的兄弟湯姆士（Thomas Nye）於搭乘克爾派號商船（Kelpie）經過臺灣海峽時遇到船難而失蹤，利極登為了營救他，除了向中國政府施壓外，也不斷的向美國政府求援，請政府派兵船、人員到臺灣搜救。（註四 ）就因為他的奔走，美國政府曾先後派了四批軍艦來臺灣海域巡邏，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打破日本鎖國政策的海軍提督派里（或稱為：佩里，Mathew Perry）於1854年6月29日曾派亞伯特上校（Captain Abbot）和辛克萊少校（Lieutenant Commander Sinclair）分別率領了兩艘軍艦－－「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