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疫苗引發許多爭議。（食藥署提供） 李保羅 自今年5月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至今，國人除了關心本土疫情是否控制以外，同樣也非常關心是否打得到COVID-19疫苗，然而根據疾管署統計，截至7月底台灣新冠疫苗接種人口涵蓋率僅32.82%，仍有大多數民眾連第一劑都打不到，甚至近期有地方政府反映餘量不足，恐面臨停打疫苗的情形，發生這種情況究竟是因為國際間疫苗不足導致政府買不到疫苗？還是沒有打算買疫苗而全面改打國產高端疫苗呢？ 截至7月30日止國內COVID-19疫苗自購及日本、美國、捷克、立陶宛、斯洛伐克等國贈送的到貨量約950萬劑，而根據統計國內接種共8,088,871人次，疫苗剩下的量已經不多，包括新北市、雲林縣、苗栗縣、嘉義市等縣市都因為疫苗配發不足，紛紛推遲7月30日至8月6日第4輪AZ疫苗接種期程，連台北市長柯文哲也表示，8月3日後的疫苗量仍在調度，可能會擠壓到後續補習業人員的疫苗施打量。 至於為什麼發生疫苗供貨吃緊的情形，除了AZ跟莫德納數量不足外，外界就有在質疑是為了要幫已獲得緊急使用授權（EUA）的國產高端疫苗鋪路，但高端疫苗最令人詬病的地方在於，高端僅完成二期臨床試驗，是全球首款尚未進行第三期臨床試驗就取得EUA的疫苗，不少人認為沒有足夠的保護力，而且高端疫苗沒有獲得國際間的認可，無法出國該怎麼辦？ 筆者則認為，既然疫苗有空窗期且大多數民眾不敢施打高端疫苗，政府就該投入更多資源購買足夠數量的疫苗，連日本、立陶宛都會上萬劑疫苗送給台灣，國際間真的有疫苗荒嗎？相信我們的政府是有錢向各個國家買疫苗的，而不是等待其他國家捐贈給台灣，更不是以「賭博式」心態期待不確定性非常高的國產疫苗能夠對抗瞬息萬變疫情。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部分縣市傳出8月初暫時沒有疫苗可供接種。(中央社，資料照) 近日為了疫苗預約，中央與地方又吹出不同調的旋律，顯示蔡政府疫苗政策毫無章法，還暴露疫苗嚴重缺乏的困境；更讓人高度懷疑，政府的種種作為是否間接迫使民眾接受高端疫苗？ 台灣目前的疫苗施打率，不僅在世界主要經濟大國中「穩坐」後段班，而且有相當數量的疫苗是美日等國捐贈，充分證明民進黨政府在疫苗採購上遲鈍因應。諷刺的是，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多次信誓旦旦強調「疫苗夠了」；蔡總統也一再宣示，政府採取多源頭外購和國內研發雙軌並行的方式，都有明確進展，要大家放心。可是，前幾天許多縣市第四輪疫苗施打都捉襟見肘、甚至喊停，凸顯疫苗供貨吃緊，本來硬拗「疫苗都夠，是地方打太快」的陳時中，也不得不承認進貨時程延遲，「可能出現接種第一劑後，打不到第二劑的狀況」。 截至昨日，完成疫苗意願登記已逾一千兩百萬人，但疫苗僅剩不到兩百萬劑，照目前施打進度很快就會打光。嚴重的是，多數民眾偏好莫德納或ＡＺ疫苗，對國產的高端疫苗興趣缺缺。在第四輪登記者中，複選莫德納或ＡＺ的占比約百分之五十一，單一莫德納占百分之三十四，ＡＺ占六點六，單一選擇高端的不到百分之一點五。 但目前約有二百八十五萬人打了莫德納第一劑，可是莫德納僅剩不到六十萬劑，也就是即使全部分配給已打者打第二劑，還有兩百多萬人打不到，更別提約四百萬堅持打莫德納的人；這顯然就是已打第一劑莫德納，除一至三類及孕婦外，其餘都要間隔十周後才可能接種得到的主因。 而原本選擇莫德納、這次改選ＡＺ的民眾其實更慘，因為必須要等到上一波將近五百萬名成功預約者全數接種之後才能打得到。而且，單選ＡＺ也好不到哪裡，目前只剩約一百三十萬劑，估計八月上旬就會斷貨，除非有新的ＡＺ疫苗到貨，否則在短時間內無論要打第一劑或要打第二劑都沒有ＡＺ疫苗可打。 在這樣的狀況下，原本對「混打」疫苗持保留態度的疫情指揮中心，現在也開始改口，問題是莫德納與ＡＺ疫苗都缺，想混都無法混，所以未來想要兩劑同種或是混打的最容易方式，就是施打高端。這恐怕不只是合理的推測，而恐將成為事實，因為高端已經正式列為施打選項，昨天已開始供貨。可以想見，只要未來疫情持續，而外購疫苗又遲遲不可得，屆時未作三期臨床經驗、在製程中未達「連續三批之製程確效」、又未獲ＷＨＯ緊急授權的高端疫苗，就可能成為多數民眾不認同卻又不得不接受的唯一選擇。 更有甚者，疫情指揮中心一度堅持疫苗施打第二劑必須上網預約登記，造成長輩困擾、預約平台出包、已預約或收到通知到現場卻發現沒有疫苗可打等諸多亂象。指揮中心雖然逐一解釋，卻掩蓋不了各地出現的狀況。這顯示疫苗預約系統，從開始就沒有考慮世代與城鄉的數位落差。 因為台灣整體上網率固然已超過百分之八十三，十二歲到二十四歲且高達百分之百，但六十五歲以上只有百分之四十二點七，鄉村及偏遠地區比起城市普遍差很多。毫無疑問，「天才ＩＴ大臣」唐鳳眼中輕而易舉的事，對於許多不懂如何操作網上預約的長輩，不只是無形的困擾，更是沉重的壓力。說穿了，政府只考慮作業方便，而沒有考慮人民感受。

國人常批判政府，對各種悲劇性公安事故總是「今天公祭，明天忘記」。圖為太魯閣慘重事故公祭。(本報資料照) 交通部日前公布四月台鐵太魯閣事故的行政調查報告，提出「施工計畫與各項文件審核與核定有疏漏」等五大肇禍原因，將這件造成四十九人罹難、兩百四十七人輕重傷、台鐵史上死傷最嚴重的不幸事故的出事原凶推給包商，對台鐵局的懲戒最高只到副局長，記過一次。 太魯閣事件後上台的交通部長王國材，承諾在事故發生兩個月後提出調查檢討報告，報告雖然如期在五月二十一日就已完成，但交通部卻扣在手中沒有公布。深諳群眾心理與社會氛圍操作的民進黨，選擇社會聚焦新冠疫情之際，在週末深夜以突襲方式公布調查報告，果然算計精準。交通部心知肚明，這份報告內容膚淺，根本解決不了台鐵沉痾，只希望行禮如儀一番，最好是沒什麼人注意到，然後報告就此成為一份檔案，束之高閣，交通部與鐵路局頭過身就過，做官的繼續做官、台鐵繼續過日子。 國人常批判政府，對各種悲劇性公安事故總是「今天公祭，明天忘記」；那是因為掌握權力的人看穿台灣人對於慘重公安意外事件，無論規模再大，總是在發洩過一陣情緒後，慢慢就忘記了。太魯閣號事件之前兩年多的普悠瑪事故，共造成十八人死亡、兩百一十五人輕重傷，交通部先後發布兩份調查報告，接著更發布三百頁的《台鐵總體檢報告》，洋洋灑灑列出一百四十四項改善事項，要求台鐵立即研擬改善方案。 總體檢報告提出來了，然後呢？台鐵竟又爆發死傷更慘重的太魯閣事故。上述總體檢報告中，「安全管理體系升級」被列為優先改善事項，然而，鐵路局顯然未予足夠的重視；事實上，太魯閣出事前，《台鐵總體檢報告》的一百四十四項改善建議中，已經有一百零九項解除列管，這意味著交通部認定，這些項目台鐵已經改善完畢，其中，承包廠商「確實落實於每日工班上線前進行之『安全工具箱會議』」，也已解除列管。然而，太閣魯事故之所以生會發生，關鍵之一就是包商在假日施工且未通報工程督導單位。 由此也不難理解，為什麼連台鐵自己都承認，自一０三年進行體檢後，事故發生次數並沒有明顯減少，因為台鐵沒有確實執行改善的要求。 很明顯的，既被動又驕縱的蔡政府早已失去了反省、改革的能力與動力，要靠官僚體系的自動糾錯與主動改善，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必須仰賴包括在野黨在內的外力持續性的施壓，蔡政府的各級部門才有可能會動一下。 只要人民不出聲，這個政府就會裝沒事。因此，如果社會各界對這次的太魯閣事故報告和過往一樣採取寬鬆、不追究的態度，那就等於是鼓勵行政怠惰變本加厲，難保不幸的事故還會持續上演；生活在這裡的每個人都有可能碰上各種與公共安全相關的事件，為此，我們豈可放棄嚴格監督的權力與權利？別忘了，對執政者放水就是讓自己陷入危機。 國民黨曾就太魯閣事故調查報告開記者會並提出批判，但這遠遠不夠，在野力量必須鍥而不捨，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台鐵和交通部究責；更重要的是，強力要求台鐵和交通部提出改革的具體內容以及明確時程，並且經常性的進行檢覈，看台鐵有沒有按計畫進行。畢竟，在野黨手上的資源不多，緊咬不放的勤勞監督、用功情蒐的專業批判，才是對抗顢頇、卸責執政者的利器。

勞工就業重點在於就業意願。(本報資料照) 王冠斌 再者，基本工資審議造就了低薪的產業條件。每年基本工資審議，就挑動了勞資雙方的敏感神經，每年發作一次，但每年就像大拜拜一般，各自上了媒體，不管是勞方、資方還是政府單位，永遠像獲獎前的致詞，但結果永遠了無新意，總是妥協出的結果，而非符合現實的現況，到現在大家也麻木了。 勞工薪資本該由經濟市場決定，但長期以來，政府似乎也在扮演上帝角色，好似決定薪資應以何為合理，看來每次的調整如恩賜，但沒有人因此而感謝，反而造成了低薪的苦果，此可從大家看到徵人薪資，好像大家有共同的默契，大多數用最低的水平徵人，也許這是合法，但形成了整體低薪的苦果。雖有人說，這只是少數的單位用薪水平，但看的不是表象，而是文化。 從基本工資延伸下去，外勞保護政策，也忽略了台灣就業選擇現況。台勞與外勞薪資脫勾，一直都圍繞幾個重點，一直吵不完，如國際人權、衝擊台灣就業市場、剝削外勞工作健康等等，這些一直沒有一個定論；但持續缺工，永遠都是企業的痛苦，如同少子化學校滅校的恐懼，如影隨形。 台灣就業市場的人口結構及就業意願，其實不論從研究論文、政府就服機構引介等，都可以看出，重點不在於薪資，而在於就業意願及就業市場。近十年來，隨著產業外移、台灣勞動人口減少及勞動產業改變，企業求才若渴，大型企業如此，小型企業及傳產企業更是；因此，放寬外勞配額及薪資脫勾，不過是一個不得不自省的產業現況下所必須考慮的決定。而台灣就業勞動工作，也不該因此而被忽略。畢竟世上不可能有兩全其美的事，想兼顧，到最後的損失及傷害，永遠淹沒在歷史裡。 近期經濟振興方案，要發現金、數位貨幣、三倍券等，政府還在思索，但眼前我們要面對未來疫情，已不是打完疫苗就好像沒發生過，接下來的問題是整個產業環境、國家戰略及生活方式大為改變；接下來的，是我們的勞工政策或產業政策，也該好好思索如何再適應、再演化。因此建議未來的勞動政策，應朝以下方向修訂：一、監督式的勞動條件，而非是控制性的法規命令；二、廢除基本工資審議大拜拜，鼓勵市場獎勵式的加薪及減稅政策；三、外勞與本勞薪薪資脫勾及放寬外勞引進或彈性引進政策；四、新經濟移民政策草案，厚實新住民或外勞居住權或公民權及技術移民。（下） （作者為諭律國際企業諮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勞資獨任調解人）

近年來勞工政策增加了勞工保護措施，如勞動檢查、工作安全等等。(本報資料照) 王冠斌 疫情爆發以來，大家一直在盼望何時打到疫苗、想活命、想何時解封、想企業如何才能生存，也終於等到這一天了。七月二十七日開始，疫情警戒降級，有放寬的人流、企業的活動、產業的交流及餐飲的內用等等，終於看到了一絲的陽光抖進。 但，面臨而來的，有人早撐不住了，高達三千家企業無薪假，五十七萬人沒了工作，這也讓人看清了一件事，企業活不下去，勞工無依存在，如海浪似的侵蝕經濟基礎。而這些問題，也點醒所有身處無國界經濟體的台灣的每一個人，是該理性地看待每一件事，尤其是近幾年來我們的勞工政策，一直在扮演著上帝理想國的烏托邦。 首先是政策過度干涉自由經濟勞動市場的問題。我國近十幾年來，一直強調勞工政策的保護層面，因此也從以往的勞委會升格為勞動部；但至今勞工的保護措施，卻愈來愈看不到對勞工實質收入有什麼具體的提升。政策增加了勞工可作為權利保護的工具，如強化勞動檢查、勞工訴訟、性別平等、就業服務等法規上保護，這幾個部份的確值得肯定，不過值此時刻，不論從無薪假、失業數及申請紓困來說，是否可看出，台灣的產業結構及社會結構，多少的比例是讓企業無法負荷的？ 政府存在的目的，在於監督企業或資本家，而非協助或介入市場，成為第三方訂定條件的仲裁方；訂定或要求勞資雙方的勞動條件，並期以由所謂之專家及學者，以學理上之看法，訂定勞動條件之規範，這永遠都造就了更讓人無法理解及適應的政策，反而成為另一個官民之間的官樣文化，最後苦的是弱勢的企業或產業，以及弱勢的勞工或資訊不對稱的市場。 舉例來說，一例一休看似保護勞工，但實際上卻弱化了企業的競爭能力。上個星期，一個小型醫療院所院長抱屈，院所職工也不過不到五十人，所屬員工卻拒絕因檢驗工作之需要而於休息日（約定為星期六）出勤，並稱係依據一例一休之規定拒絕出勤，如要求調班，將向勞工局投訴等等。 先不論目前醫事單位法規放寬之相關規定及彈性工時等適法可用，而是這一個政策到底是保護了勞動工作者的工作條件？還是在弱化了產業競爭下的企業競爭？ 企業經營本是將本求利，市場機制，不管法規也不管勞基法，只看結果，在一切合法的質量、規範及現實的考量下，交不了貨、給不了質量，便成為市場上被刪除的供給者。而企業，如無法提供及滿足市場的現實，別說是調班、加薪、分紅，連工作都不可能存在。 因此，政府扮演的角色便是，訂定了原則，如企業不得有剝削、不法的行為及不當對待勞動行為，如有，即予以重罰外，更給予懲罰性處分；其餘的，就讓市場去作決定，讓無良的企業失去競爭或退出市場，讓勞工得到最終的政府保護即可。如同大家去超商或百貨購買的商品，肯定是安全的才會上市，市場基於競爭及透明，自然會形成規律的自律自發行為。畢竟，台灣還算是一個相對透明的市場，連勞動市場亦是。（上） （作者為諭律國際企業諮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勞資獨任調解人）

受疫情衝擊，6月份百貨公司營業額年減64.7%、餐飲業年減39.9%。(取自經濟部網站) 儘管疫情逐漸紓減、疫苗施打率亦緩步提升，但五月中下旬起爆發確診案例驟增造成的經濟衝擊仍持續發酵；雖然蔡政府祭出紓困措施，可是規劃的紓困對象卻往往畫錯重點，導致諸多亟待紓困的業者和民眾「看得到，吃不到」，企業經營、日常生活因而陷入困境。 根據行政院國發會公布的景氣對策信號，六月亮出代表「熱絡」的紅燈，且已是連續第五個月亮出紅燈；主計總處亦於六月大幅調高今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ＧＤＰ）成長率。但倘若只從宏觀面觀察經濟表現，難免陷入「見林不見樹」的盲點；再倘若政府是以這種「見林不見樹」的角度規劃紓困，亟待紓困對象就難以避免地陷入「看得到，吃不到」的困境。 六月十八日立法院通過「紓困四‧０」近兩千六百億元預算之後，行政院即著手進行紓困，但剛推出就引發民怨。例如，對自營作業者與勞工紓困貸款，係以一０八年度綜合所得稅報稅資料認定紓困對象，但一０八年申報綜所稅至今年六月已有兩年的時間差距，根本無法反映自營作業者與勞工的最新收入情況。儘管在朝野立委齊聲砲轟之下勞動部有所調整，但已凸顯政府部門思慮不周、只圖作業方便的「官本位」思維。 再者，去年大眾運輸業者已哀鴻遍野，今年五月十九日起全台實施三級警戒，大眾運輸運量更呈雪崩式下滑；但政府對大眾運輸業者的紓困只到七月，八月還沒著落，完全看不到蔡政府「超前部署」的自豪。另一個令人納悶之處，交通部先前規劃僅針對高雄捷運紓困，運量更大、受衝擊更嚴重的台北捷運卻得不到蔡政府的關愛，這種獨厚高捷的思維當然難脫「顏色」聯想！ 另有若干引發民怨的問題，其實去年紓困就已出現，但今年依舊未見改善。眾所周知，去年年初疫情來勢洶洶之後，旅遊業者首當其衝，不僅海外團出不去，國旅團也寸步難行；今年亦復如此，而且慘況不低於去年。根據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統計，去年至今已有四十多家旅行社倒閉歇業；今年本土疫情爆發後，旅行業就業人數再從四萬多人減少到兩萬多人。但是，到七月二十一日為止，「紓困四‧０」針對觀光旅遊相關業者、從業人員的紓困預算還有三成沒執行下去，許多業者及員工都已高喊幾乎沒辦法活！ 再從經濟衝擊的狀況來看，根據經濟部統計，六月份百貨公司營業額年減百分之六十四點七、餐飲業年減百分之三十九點九。艱困產業苦撐、關閉，導致失業率從五月的百分之三點六七陡升到六月的百分之四點八，不但創下二０一０年十一月以來的最高點，失業人數更較五月增加八點一萬人，因經濟因素導致工時未達三十五小時者高達九十八點四萬人，七月二十六日無薪假人數近四萬五千人。但是，因疫情衝擊而薪資減損達兩成以上者的紓困人數僅二十一點二萬人，顯見勞工紓困已然失去準頭。 失業、無薪假、若干產業營業額慘狀至此，政府應從手邊既有的統計資料尋找亟待紓困的產業及人口，並且精準紓困；否則，就算政府動輒嘴上搬出大數據也是空談。 《莊子‧外物篇》有「涸轍枯魚」的寓言，掉到車轍淺淺積水裡大喊救命的魚只要一點水就可救活，卻沒那個命等到西江之水；紓困也是救急不救窮，得迅速又精準吧！

王毅（右）向薛曼（左）所提出的「三條底線」之一，就是「美國不得侵犯中國國家主權、破壞中國領土完整」。(路透) 歷經百轉千折的幕後角力，美國副國務卿薛曼終於在二十六日於天津與中國大陸外交部長王毅及相關官員進行會談。這是美陸兩國自三月外交高層對話後的首次接觸，由於雙方在安克拉治針鋒相對的激烈場景至今仍有後遺症，使得各方對這次的破冰之旅並未抱太大期待。 就像會後美國國務院所稱，此次會談並未觸及美國總統拜登與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會面，只是雙方交換意見，除「展現保持溝通管道暢通的重要性」，同時也「討論方法來設定負責任地管控美中關係的條件」。北京當局外交部也指，「這次會談深入坦率，增進對彼此立場的了解，對爭取下一階段中美關係健康發展是有益的」。 既然雙方會後各說各話，可見得會場裡的氣氛絕不可能輕鬆。薛曼就坦言「有些事超越具體的分歧，是大國全球性的責任」，並強調「美國歡迎與中國進行強勁的經濟競爭，但不希望這種競爭轉變為衝突」。這樣論調與稍早美方官員透露「美國不樂見激烈且持久的競爭演變成衝突」的訊息相一致，顯見拜登政府不期望藉一次會談就化解彼此歧見，而是避免日益增加的雙邊緊張關係繼續惡化成誤判、甚至是衝突。 原則上，中共官方不會公開評論會談內容，不過陸方學者的看法也與美方大致相同，只是更加悲觀。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時殷弘就表示，「中美關係較之前相比明顯惡化」，但雙方「都注意防止對抗引起更深層次衝突的危機」。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袁征也認為，「北京對涉及核心利益的問題，已不再隱忍」。很顯然，中共應對美國的整體戰略開始發生微妙變化，不可能像過去為了經濟發展需要，就對美國忍氣吞聲，因為習近平去年說「中國人可以開始平視世界」，等同為中共的「戰狼外交」背書。 平心而論，美陸分歧的最大關鍵在於雙方的核心利益及價值觀有嚴重落差，導致世界兩大強權無法容忍對方的挑戰。身為全球霸主，美國亟欲維持自二戰以來其一手打造的國際秩序，更寄望藉由協助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開放之便，使北京當局能接受基本人權等普世價值。反之，中國大陸一再強調「互不干預內政」的原則，就是要排除可能影響中共統治合法性的任何威脅，因此將美國等西方國家推廣的民主價值視為「反華工具」，更把美國介入台海事務的動機解讀成阻礙中國統一的陽謀。因此，王毅向薛曼所提出的「三條底線」之一，就是「美國不得侵犯中國國家主權、破壞中國領土完整」，台灣當然更是中共認定「重中之重」的問題了。 不過，就在兩國還為著雙邊關係傷腦筋之際，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在新加坡重申立場，願意與中共建立具建設性且穩定的關係，加強兩軍的危機溝通。換言之，美國其實並不尋求與中共的軍事對抗，但希望大陸能提高軍事透明度，讓周邊國家安心。 很顯然，中共已非吳下阿蒙，因此下定決心要重新尋找兩強權都能接受的互動模式，即便要花幾年時間都在所不惜。世界局勢能否迅速穩定，端看美陸磨合期有多長。 面對兩強之爭，夾在中間的台灣當然不能放鬆。國人想知道，民進黨除了炒作仇中激情外，可否提出能降低兩岸對抗的有效對策，避免淪為強權政治的犧牲品。

中華台北代表隊在東京奧運接連奪牌，讓台灣民眾咸感振奮。(取自中華奧會網站) 中華台北奧運代表隊在東京奧運開門見喜，接連奪牌、屢創佳績讓台灣民眾咸感振奮。在此同時，我奧運代表隊名稱究竟該叫「中華台北」？還是「台灣」？卻又掀起一番口舌之爭。持平而論，一九八０年代以來，台灣參與諸多國際組織、國際活動，皆以「中華台北」為名，此一名稱也被台灣大多數民眾與朝野所接受，充分證明「中華台北」是國際與國內的共識，任何政治操作都不應損害台灣利益。 雖說體育不涉政治，但政治總是干預體育，探究台灣以「中華台北」名稱參與國際組織、國際活動，其實正是發軔於奧運。一九四九年兩岸分治之後，就發生兩岸在國際奧會的會籍名稱之爭，中華民國因而退出一九五二年赫爾辛基奧運；之後中華民國先後以「Formosa-China」名稱參加一九五六年墨爾本奧運（大陸退賽），並以「Taiwan」英文名稱、中文「中華民國」名稱參加一九六四年東京奧運和一九六八年墨西哥奧運，兩岸奧會名稱之爭仍然暗潮洶湧。 隨著中共政權在國際間的影響力日增，以及美國「聯中（共）制蘇」的戰略之下，一九七０年前後中華民國的國際處境日益艱困；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連帶影響我國參與各項國際組織、國際活動，甚至被大陸中共政權取代會籍。一九七二年慕尼黑奧運則是我國最後一次以中華民國國號、國旗、國歌參與的奧運盛會，大陸則於一九七九年重返國際奧會。 儘管當時形勢對我非常不利，但我政府仍極力爭取參與奧運。一九八一年三月，中華奧會與國際奧會簽署洛桑協議，中華奧會以「Chinese Taipei」名稱重返國際奧會，通訊錄中以英文代碼「ＴＰＥ」列於「Ｔ」組；一九八四年洛杉磯奧運，台灣首度以此一名稱參賽。一九九０年北京亞運，兩岸提前於一九八九年簽署協議，我代表團中文名稱為「中華台北」。由此過程來看，「Chinese Taipei」、「中華台北」雖非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參與國際組織、國際活動的首選，但卻是國際社會、兩岸之間折衝樽俎獲致共識的結果。 在此突破之後，台灣遂得以「中華台北」名義參與或重返國際組織、國際活動。以國人熟知的亞太經合會（ＡＰＥＣ）而言，該組織創立於一九八九年，兩岸都非ＡＰＥＣ創始會員體；大陸雖然反對台灣成為ＡＰＥＣ會員體，但當時美國總統布希堅持兩岸同時加入，最後以兩岸都與一九九一年主辦方南韓簽署諒解備忘錄方式，台灣以「中華台北」名義加入。 此外，台灣雖非經濟合作發展組織（ＯＥＣＤ）正式會員，但二００五年起即以「中華台北」名義成為該組織的鋼鐵委員會觀察員。馬前總統執政時期，台灣也以「中華台北」名義參與世界衛生大會（ＷＨＡ）、國際民航組織（ＩＣＡＯ）大會。由此觀之，國際社會普遍接受台灣以「中華台北」名義參與國際組織、國際活動。 另一方面，儘管民進黨在野時抨擊台灣以「中華台北」參與ＷＨＡ是「矮化主權」；但二０一六年蔡英文執政後衛福部長林奏延在ＷＨＡ演講自稱「中華台北」，蔡總統卻說「沒有矮化」，顯然蔡總統也接受了「中華台北」的名稱。 猶記二０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公投，百分之五十四點八不同意以「台灣」取代「中華台北」參與東京奧運，這個公投結果能不承認嗎？

陳時中批評要求政府公開疫苗採購價格的人「居心叵測」。(中央社，資料照) 新冠肺炎疫情自去年初席捲全球，民進黨政府一再自誇民主帶給人們戰勝病毒的信心；但蔡政府高喊的「超前部署」卻因「三加十一」破口而導致疫情爆發，更因疫苗採購不力無法及時防堵感染擴散，導致執政黨顏面盡失。孰料，蔡政府不僅不知自我檢討，竟反過來打壓質疑聲浪。 中央防疫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日前就批評要求政府公開疫苗採購價格的人「居心叵測」，還說再講就可能破壞合約、影響合約有效性與進貨時程。此話一出，掀起軒然大波，在野黨痛批指揮中心藐視國會監督權，就連國人都深感不解，何時疫苗採購竟比軍購更不透明，連早已公開在國際市場的價格都被視為國家機密？要知道，就算簽約時真的有保密條款，至少可讓立法院以不公開方式進行審查，畢竟連主計總處都承認疫苗採購並非屬於機密預算，陳時中是在躲什麼？ 其次，國防部智庫「國防安全研究院」日前發表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國內正遭遇中共認知戰的干擾，並以流行於學生之間的ＰＴＴ為例，疫情討論已出現「疫苗政治化」怪象，還把批評政府的言論說成「用輿論和指揮中心的論述抗衡」、「對政府製造防疫施政壓力」，並煞有其事地把所有批評政府的聲音都歸類為與「中共對台政治宣傳」高度相符，似乎在暗示這裡有龐大的「中共同路人」。如此偏頗、結論甚至嚴重錯誤的研究報告雖說是研究員的個人心得，但很難排除是上級授意之作。 這兩件事讓國人不禁感嘆，權力果然是春藥，一旦上癮了就很難鬆手。執政黨想繼續掌權的心態可被理解，因為沒有政黨不是以執政為目標，但是任何政策都應符合法治及民主常規，更何況既然自詡為民主國家，執政者更不能以防疫為藉口，推卸本應公開且與國人健康息息相關的政治責任。蔡總統應捫心自問：難道防疫就能破壞民主監督體制？ 在野黨要求衛福部公布疫苗採購內幕是職責所在，陳時中不該以如此難堪字眼來形容。倘若真有保密條款，按慣例立院都會以召開閉門會議的方式供立委檢驗合約內容，以昭公信，亦能杜絕悠悠之口。衛福部長既然領納稅人薪水，就沒有權力拒絕在野黨的要求。還是陳時中自認民意支持度高，就不把在野黨放在眼裡？ 其次，國防院的研究報告更暴露了民進黨汲汲於權勢的真面目。眾所皆知，ＰＰＴ的政治屬性向來以綠營支持者居多，該報告卻指稱該網站近期有關疫情的討論疑似為中共帶風向，難道是想暗示這群網民都遭對岸收買？如此背離事實的報告，很難不令人質疑其研究的動機與目的。 從我國的疫苗採購過程就可看出民進黨的荒腔走板，以及政府官員對責任政治的輕蔑。國人不解的是，民進黨一再聲稱對外採購屢遭中共干擾，卻以疫苗短缺為由拖延國內民間團體採購時程，豈不自相矛盾？更甚者，當鴻海及台積電與代理ＢＮＴ疫苗的上海復星成功簽約後，竟傳出郭台銘向總統府保證不會參選總統的消息。難道這是政府放行民間採購疫苗的交換條件？這種政治操作是號稱民主的政府與政黨所應為？ 二０一六年以來民進黨動輒以國家安全為由，箝制反對炒作仇中激情的異議之聲；現在面對防疫破口，政府辯護言行更明顯違反民主政治。國人不禁要問：民主還是台灣的最高價值嗎？

台灣目前疫苗覆蓋率雖然號稱已逾26%，但施打率跟周遭國家相比仍然遠遠瞠乎其後。(本報資料照) 正當全球疫情風險持續升高之際，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宣布，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九日疫情警戒從三級降為二級，調降原因是國內整體個案數減少，不明感染源確診者持續一周低於十例，但因很多國家疫苗施打率已達一定程度，解封、放寬管制之後仍出現疫情，所以整體管制緩步進行，雖然宣布降級，仍將滾動式調整。表面看來，這次二級警戒強化措施，既有相當程度的開放，又保留部分必要的限制，似乎是面面俱到。然而，外界的反應為什麼不如政府預期？ 首先，整體個案與不明感染源減少縱為事實，但現在有多少潛在病患還未查出？有多少確診案例被隱匿？外界就高度懷疑。 舉例來說，台灣本地篩檢陰性而出境發現確診者，目前已有數十例，證明台灣的篩檢並不可靠；台大前感染科醫師林氏璧就指出，台灣早期無症狀感染者比例僅百分之五，但因當初偏向出現症狀才採檢，因此數據恐被低估，保守估計無症狀感染者約三成；陳時中也坦承「確診黑數各國多少都有」。換言之，縱使官方公布疫情相關數據有好轉跡象，但是否真的達到解封條件？令人懷疑。同時，如果疫情真已到解封地步，為什麼不乾脆落實二級警戒，卻還要保留多項限制？ 其次，台灣目前疫苗覆蓋率雖然號稱已逾百分之二十六，但施打率跟周遭國家相比，仍然遠遠瞠乎其後，距離群體免疫的標準，更差了十萬八千里。再者，Delta變種病毒在一百多個國家快速蔓延，正是全球這一波新疫情不斷擴大的最主要原因。台灣已發現多起感染Delta病毒的案例，雖然目前好像還不太嚴重，但感染源頭究竟在哪裡？至今並未查出，未來會不會擴散？也沒有人能夠確定。 就事論事，最近半年來，因為疫情暫時好轉而放寬管制或解封的國家，幾乎都受到慘痛教訓。以全球接種疫苗速度最快的以色列為例，六月中旬解封後，疫情又死灰復燃，最近不得不重新要求，所有超過一百人以上的婚禮或室內集會，參加者都必須出示疫苗接種證明或有效病毒陰性檢測結果。英國亦復如此，本月十九日起英國取消已經實施長達四百八十三天的疫情防控限制，但先前有超過四千名科學家、醫護和專業人士認為這是「危險而不道德的實驗」，並且在網路上呼籲暫停解封計畫。這說明在疫情沒有真正有效控制前放寬管制，無異是具有高度風險的豪賭。 此外，台灣這次警戒降級並不是真從三級降為二級，而是介於三級和二級之間的「二級加強版」，比起先前的「微解封」，有些地方反而更嚴。例如原本二級，開放室內一百人，室外五百人；這次緊縮為室內五十人，室外一百人，超過人數需提計畫審核；又如「微解封」可容許室內一百人看電影，宗教場所最多九十九人，現在改為室內限五十人，標準究竟何在？政府不是說疫情趨緩嗎？為什麼規定反而從嚴？ 更重要的是，這次警戒降級公布之後，地方政府並未與中央政府同調，例如餐飲開放內用，宣布之後的第一時間台北市與新北市都決定「觀察一周再說」；台中市、台南市及高雄市仍要評估再決定，只有桃園市照辦，其他縣市則意見分歧。中央政府為何不真正降為二級的警戒措施？地方與中央為何不同調？莫非關鍵在於誰都不敢負起開放後萬一疫情又再升高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