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群 朱立倫說賴清德總統「是在做希特勒做的事情」，所處的政治背景，正值賴清德政府啟動前所未見的「大罷免」行動，這樣的政治算計，從動機到手段皆極可議。(中央社)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近日在中常會上發言，批評總統賴清德對在野黨的作為「是在做希特勒做的事情」，引發包括德國在台協會等外國駐台機構的公開回應，亦引發社會輿論熱議。此一政治比喻是否適切，固然可以討論，但若僅止於語言表層的爭辯，而未觸及其背後所揭示的制度性焦慮與民主風險，則無法完整理解此次事件的實質意涵。 朱立倫此番發言所處的政治時空，是行政部門發動大規模罷免在野立委行動的關鍵階段。相關行動動員行政、司法與社會資源，針對由選舉產生、目前在立法院中擁有多數席次的在野陣營展開政治鬥爭。此舉意圖在低政治成本下，重塑立法權力結構，強化執政推動力，但也引發對民主機制穩定性與憲政精神之疑慮。對於這樣一場規模空前、動機明確的「政治翻桌」行動，其對制度信任與社會代價的影響不容小覷。 在此背景下，對執政者提出批評，無論語氣如何，都應納入民主社會中合法監督的範疇。政治比喻雖應謹慎使用，但權力本身的操作才是民主機制的核心。若輿論過度放大在野者語言強度，卻忽視執政者的實質作為，將導致公共討論失焦，甚至錯失制度平衡的修復時機。 同時，轉型正義的議題亦再度引起關注。立法院近期對相關預算進行部份刪減，包括不當黨產處理、白色恐怖補償、不義遺址維護等，引發社會上不同評價。有觀點認為此舉削弱歷史正義，也有聲音主張，轉型正義的推動應有程序正當與行政中立的保障，而國會預算審查權本就屬憲政機制之一，不應視為對歷史的否定。 若轉型正義欲持續在社會中取得信任，其執行機構的角色定位與資源使用方式需接受公開監督。過度政治化與工具化的操作方式，將可能使轉型正義偏離原初目的，進一步削弱其社會認受性。對此提出批評與質疑，不應立即被視為「反對正義」，而應回歸民主機制下的正常政策辯論。 朱立倫此番言論所處的政治背景，正值賴清德政府啟動前所未見的「大罷免」行動。該行動援引行政、司法與立法等一切執政資源，針對此前由民意選舉產生、目前在立法院居於多數的在野黨席次進行清算，意圖以較低的政治代價換取全面重掌國會之高報酬，這樣的政治算計，從動機到手段皆極可議。 更令人警惕的是，賴政府將整體社會的穩定、制度的信任、民意的選擇，皆視為可犧牲的籌碼，用以豪賭權力再分配的勝算。遺憾的是，坊間言論對於這樣一場由執政者主動挑起、代價極高的「政治翻桌行動」，未見一絲批判，卻選擇放大朱立倫比喻語言的情緒張力，評論重心明顯失衡，令人遺憾，也令人擔憂。 民主制度的核心精神，在於對權力的對等監督。對在野的語言應予審慎評估，對執政者的制度操作更應嚴格檢視。當政治語言變成被放大的焦點，而實質權力濫用卻被忽視，民主社會將面臨言論與監督標準失衡的危機。守住制度的邊界，確保監督的對象與比例適切，方能維持公共信任與政治穩定。   （作者為新聞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