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得勝 說起「抓周」，魏晉南北朝江南一帶即有此習俗，「紅樓夢」亦有描述賈寶玉「抓周」抓取的是脂粉和釵環，父親賈政震怒，罵他將來必好女色，一語成讖，長大果然喜與美女嬉戲。已故國寶級女作家琦君曾說她「抓周」時，婦德是尚的母親故意將書移至角落，而把針黹放置中央，她卻偏偏去抓取書本，注定了一生愛書，與書為伍……多雅趣的「抓周」！ 少子化的現今大家寶貝小孩，使本已式微的「抓周」再度興起，但重點已轉為親友歡聚，慶祝嬰孩平安長大，至於抓取什麼已不重要？好玩罷了！有一次受邀參與親族的「抓周」宴，地毯上放置好多可愛的玩具與美味零食，還不會走路剛牙牙學語的男嬰，瞪大眼、張大嘴、雙手揮舞，興奮地快速爬過去，抓取的竟是放在最邊邊的一台手機，大家笑不可遏。嬰孩則專注滑手機觀看，接著將手機附於耳邊，咿咿啊啊講起話來，忽笑忽怒表情十足…在場親友更是笑得東倒西歪。 嬰兒父母笑過一陣後，轉為尷尬地告訴親友：「很不好意思，小baby都在學我們，我們沒給小孩好榜樣，要檢討改進…」嬰孩阿公也心虛地說：「我們當阿公、阿嬤的也要檢討，以前很看不慣年輕人一直低頭滑手機，後來自己也淪陷，常常和朋友賴來賴去賴個沒完……」阿嬤還補上一句：「連我娘都一樣。」 這時在場的人忽然都良心發現，有人說高度使用手機的結果頸椎長骨刺、眼睛白內障；有一國文老師說長期手機選字，有的字居然忘了怎麼寫，真丟臉；有人則說頻繁手機群組聊天，卻因政治立場與朋友撕破臉；還有人說太依賴手機以致被詐騙集團騙錢……紛紛誓言自己也要檢討。 「科技始終來自人性」這是曾風光一時的Nokia手機動人廣告詞，不錯！手機確實給人帶來莫大的便利，幾乎不可一日無此君。有一次在長青學苑上課，有一位資深女學員說：「到了我這個年紀沒有丈夫沒關係，只要有手機就可以了。」其他女學員居然異口同聲回應：「很可以！」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過度倚靠手機也衍生諸多弊端與人情的疏離。 因嬰孩「抓周」抓取手機的令人驚訝，竟衍發一場手機檢討、改進大會，彌足珍貴，只是幾天後是否又故態復萌？

■林宇軒 近日台灣文學的盛典「金典獎」公布入圍名單，沙力浪在複審針對廖偉棠的《劫後書》有如此評語：「他〔廖偉棠〕書寫原住民的議題，雖然他的文字會使用不正確的，現今已不會使用的詞彙，但也是重新整理他者如何看待原住民的歷史。」所謂不正確的、現今已不會使用的詞彙，就是「蕃人」與「黥面」──〈1922年，賴和譯蕃人歌〉的「蕃人」，以及〈風神1983〉當中的「風神來了∕脫下他泰雅人的黥面」，如今應改稱為「原住民」與「紋面」。 偉棠老師的回應是：「很高興他指出本書涉及原住民議題時所呈現的文字──這點需要說明，我之所以使用類似『蕃人』之類的詞彙，的確是試圖還原歷史語境中的乖離和錯謬，具體地說：這是我筆下的人物在其所屬的時空中選擇的用詞，而不是我的用詞。」在《劫後書》當中，「這裡面沒有單純的政治正確站隊，更多的是歷史的幽微折磨。」 在這篇貼文發出後，引發了一些討論，如詩人陳柏煜認為這個姿態「傲慢」。也許，我們可以回顧今年6月《劫後書》講座中，廖偉棠的發言：「當我寫到賴和的時候，這個發現突然把我震驚了：我一下子感覺我找到了『台灣文學』真正的合法性在哪裡。賴和他去翻譯一首所謂『蕃人』（就是原住民）的歌曲時，其實他不懂的。他並不是在翻譯，他其實是把聽他們唱歌還有目睹他們怎樣被禁止這、被禁止那，把這些都融進去他所謂『翻譯』的這首詩裡面。所以實際上，這是賴和寫的第一首、台灣的第一首新詩，但是又是原住民把這股力量賦予給他的。我們不可能在那個時代，期待原住民有一位懂文學的人去寫這個東西；但我們也不是說他一定要依賴賴和去寫，而是說他們的靈魂、他們的這股精力，跟賴和當時也很想衝出一樣。比如說，賴和他一直寫舊體詩，還有他受日本文學這些等等各種影響，但是他沒有找到一個聲音；結果，他在這些『蕃人』（原住民）唱的歌裡面找到了這種聲音，然後他去應和──這變成台灣文學一個完美的開端。」 對此，詩人馬翊航提出了疑問：「所謂的『完美開端』是因為什麼？因為這股力量來自於『內部』（而不是外來的文學力量）嗎？還是因為這是原住民與漢人的『完美結盟』？」在探尋所謂的「完美開端」之前，也許我們可以先回到過往學界對「台灣文學開端」的眾多討論。 以下作品不分語言，都曾在不同時間被學界認為是「台灣第一首新詩」：追風〈詩真似〉（日文，1923年5月22日）、施文木巳〈送林耕餘君隨江校長渡南洋〉（漢文，1923年10月13日）、張耀堂〈台灣居住人〉（日文，1922年8月1日）、各丁〈莫愁〉（漢文，1922年8月12日）。不同於以上早被討論過的詩作，廖偉棠以一個後見之明，將書寫於1922年2月11日、原被認為是翻譯的〈譯蕃歌二曲〉詮釋為「新詩創作」。如此，這首「賴和取徑於（想像中的）原住民的新詩」也就成為了台灣新詩的開端。 回到「完美開端」，〈譯蕃歌二曲〉這首詩的「完美」也許就在於以廖偉棠極為重視的「語言」掙脫了過往日本文學與中國文學的收編──追風與張耀堂以日文寫詩；而本名劉國定的各丁是湖南人，為上海南方大學文科學員（見《台灣新詩史》）。賴和〈譯蕃歌二曲〉的特別之處，在於其是一首「組詩」，第一組附上了原住民歌曲的日文平假名記音，其他部分的「漢字」實質上是以「台語文」來書寫的（見《新編賴和全集．新詩卷》）。也因此，對重視「語言」的廖偉棠來說，這個「完美開端」、這個「合法性」的意義在於：終於以這塊土地的語言來書寫，而不是單純在多元主義的凝視下而被收編。 回顧詩題「1922年，賴和譯蕃人歌」，廖偉棠站在的位置為何？除了「應和」，私以為他更站在「語言」的位置，甚至整本《劫後書》都站在語言的位置。無可否認的是，若不站在「語言」而站在「民族」的位置，賴和筆下的原住民就是一種被日本政府建構的「原住民」，而「應和」賴和的廖偉棠其筆下的原住民，則是一種被日本政府、漢人（賴和）所建構的「原住民」。如此的現象，也許正是馬翊航所謂的「二度消聲」，以及陳柏煜「正企圖混淆創作倫理的問題」、「文化敏感度，極低，低到底線」如此嚴厲指控的源頭。 台灣文學之父賴和在〈譯蕃歌二曲〉翻譯的代言行為，可能真如陳柏煜痛斥的「對原住民文化如此粗暴」、是一種「近乎調戲的浪漫凝視」。但廖偉棠在〈1922年，賴和譯蕃人歌〉是否繼承這樣的姿態？節錄詩作： 永遠都有治者嗎？ 永遠都有怨念，這島這山這湖 當我選擇站在怨念這一邊 這些陌生的鬼魂 竟然割開了漢字的結界 我以為，廖偉棠正是意識到賴和的「代言」並不正確，所以將這首「翻譯」視為漢人（漢字）本位的「詩創作」，而這便不難看出當中反思的意味。儘管我認為《拓孤之地》的詩作沒有代言問題，但我想：身為一個寫作者，只要筆下有觸及他者歷史傷痛的部分，永遠需要保持更加、更加謙卑的姿態。 另一方面，在「還原歷史」的寫作策略與「創作倫理」的社會責任之間，我們是否只能選擇後者、只能呈現當代的立場而必須全然否決歷史的立場？也許在「倫理」之餘，我們可以留給「創作」更多說話的空間。   （本專欄作家為台大台文所、北藝大文跨所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