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何景窗對談。 文/騷夏 攝影/陳佩芸 不寫詩的我 我想大多數認識「騷夏」的人，是因為我寫作者的身分，會知道我寫詩也寫散文，寫性別議題、也寫身體欲望。 筆名像是一個路徑，通往寫作的我。不寫作的時候我就是一個台北東區的上班族，穿著合理、普普通通。三十初頭歲時我記得有次作品獲選年度選輯，編輯約我在咖啡廳簽單首授權，她瞧一瞧我說：怎麼沒有詩人的靈氣。靈氣或仙氣這個部分，我從來就沒有指望自己，但是被指出來說：「你沒有」還是很傷心。 某次評完一個青年文學獎，評審會後我搭著詩人Ｓ便車，同行的還有詩人Ｌ，Ｓ先送Ｌ要去汐止車站搭東部幹線火車，Ｌ要繼續環島流浪，台灣四面環海，Ｌ徒步延著海岸線走路，沿途演講賺取旅費和住宿，有時候沒有地方住，就在沙灘搭帳篷。Ｌ下車後，我和Ｓ互看一眼。「他才是真的詩人！」我想到自己汲營人間，背包裡還隨身帶switch遊戲機，我這副德性，和理想的詩人真的差很遠。 或許這世間對於詩人要有一定的樣子，我想我就是那個「非典型」。我也會安慰自己，我的「非典」就是「太典型」。外表看起來很服從，像是被體制綑綁的樣子，但寫的題材卻可以挑釁，我選擇「詩」為創作的文體，也是因為詩的曖昧性和實驗性，就像性別不必非男即女，有曖昧解釋的空間，用詩這個文類來寫性別或身體，我認為是再適合也不過的。 詩人有問題 我的肚子裡常常有很多想問的問題，有時候問題並不是因為看到BUG，我的職業有一部分就是採訪記者，有時真的是為了發問而發問，老實說這樣很討厭。年輕的時候會逼自己做不喜歡的工作，配合不喜歡的人，以為這樣會增加歷練，但我很想回頭對二十幾歲的自己說：「真的不必！」沒有「立場」的記者註定不會成功的。 但我對採訪這件事，還是保持熱情，最快樂的就是可以一字排開看到很多人，相同的問題，問了不同的作家，我得到不同的答案，這些答案像是各式各樣的標本。有些人剖析自己起來，下手相當殘忍，而且同一個人，在不同時期，對於相同的問題會說不同的話，相當滿足我某種程度的收集癖。「啊原來她/他也是這樣想的！」、「原來可以這樣幹啊」多數的時候我的內心常吶喊：「我的天啊，我（不）要活成那樣！」 透過別人去了解自己，有時必經的路，就算是遇到漫不經心亂回答問題，或是沒有準備好開放自己的受訪者，也不是完全沒有收穫。「是不是自己的問題沒問好？」「別人憑甚麼要一個蘿蔔一個坑回答你要的問題呢？」人家或許就是自給自足的創作者。 　我常拿訪綱問題問自己：詩是甚麼？好的詩是甚麼？我很喜歡詩（人）必需是「中空」或是「迎接訊息的通道」這種神秘說法。很身心靈。以我自己的經驗，很多極好的作品，就是在追逐某個神秘聲音或是內心影像，我把它歸類成「純的詩」。而「好的詩」就用人類可以接受的「技藝」再加以提煉。「純的」不一定是「好的」，「好的」一定要有「純的」比例。 我知道，在實相的世界，這個說法比較抽象，那我提出另一個精進技巧的參考，那也是我比較年輕時寫東西時想追求的──大概是想描繪一個人，要追求的不是人的曲線，而是要畫人的影子。就像《麥田捕手》沙林傑的作品不提戰爭，不曾提他曾上過戰場，後人為他作的傳記《永遠的麥田捕手沙林傑》引用沙林傑的話：「燒人肉的氣味留在鼻孔裡，怎麼也無法消除，活再久也一樣。」沙林傑用的不是影子而是氣味，一句話道盡殘酷可怕。 　我出生時節靠近端午，端午節也是所謂的詩人節。這和楚詩人屈原相關，屈原的代表作《離騷》也被泛稱詩。我的筆名「騷夏」就是因此而來。我會取筆名，是因為我希望自己在創作中重新出生，但我仍然希望和我真實的自己有連結，我的寫作，總是很難離開自己。「我之所以為我」於是就變成一個大主題，從詩延伸到散文。也可各方輻射：「我從何來」「我從何去」，或是「視角往內」、「視角往外」。寫作對我的功能性，大概是從「弄清楚自己」開始，套用「我是誰？我在做甚麼？我要去哪裡？」的流行語一點也不為過。文學適合處理生命的疑問、對於現實的反叛，我之所以為我，一直是最好的解答。 （摘錄自《瀕危動物》，時報出版） 　　　騷夏簡介　　 　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畢。 聯合報副刊繽紛版青春名人堂專欄作家。 獲2024優秀詩人獎；2018年吳濁流詩獎正獎；著有著有詩集《騷夏》、《瀕危動物》、《橘書》、《上不了的諾亞方舟》、2023新版《瀕危動物》。 寫詩也寫散文，作品多屆入選台灣詩選、九歌年度散文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