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夢的木頭
東晉穆帝永和九年農曆三月初三，是一個好日子。「三月初三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這一日，距離長安城一千多公里的會稽山，似乎感受了雲集而來的才氣，天朗氣清，惠風和暢，連時光的流逝都變得分外柔情。這一日，包括王羲之、謝安、孫綽、支遁在內的四十二位文人雅士在會稽山北面的蘭亭搞了個小聚會，與會者列坐在蜿蜒曲折的流水兩旁，飲酒賦詩，各抒懷抱。
魏晉三國是一個名流輩出的時代，「三曹」父子、建安七子、竹林七賢、「三張二陸」、「兩潘一左」，每個人單獨拎出來都能說上一車故事。此次蘭亭集會的召集者王羲之便是一個灑脫不羈的風流人物，我們熟知的「東床快婿」的典故說的就是他的故事。在中古時期甚至更早，三月初三是一個重要的傳統節日，俗稱「上巳節」。上巳節到了，「修禊事」是舊有的習俗，闔城的官吏、百姓都會跑去水邊嬉遊或祈福，王羲之許是覺得人在衣食住行之外還得有點兒什麼，於是廣發「英雄帖」，搞了這麼一個蘭亭集會。
不過也有人說這是一個軍事會議，至於理由亦可說得過去：當時正逢亂世，時局動盪，東晉王朝內憂外患，作為琅琊王氏的子弟，時任右將軍、會稽內史的王羲之，不可能只想著自己的安樂，清談避世。更何況除了王羲之，這次集會，王、謝、袁、羊、郗、庾、桓等魏晉以來最為顯赫的幾個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差不多都到齊了——國家正面臨深重的憂患，軍政大員卻聚在一起飲酒作樂，這太不符合常理。想來，這些人能與人同樂，也必定能與人同憂。所以，唯一的解釋是，這次雅集有一個更重要的目的——商討對敵策略。
然而，文人儒將自有一種風範，談笑間，決勝千裡。譬如當時年紀尚青的謝安在三十年後聞得淝水之戰大捷的消息時，與人圍棋如故，客人再三追問，他方才慢悠悠地答道：「小兒輩已破賊。」明明是全局的擘畫者，卻搞得跟自己沒有關係一樣。正因為如此，在這些人身上發生再神奇的事情我們都覺得是理所應當的。於是，作為軍事會議餘興節目的「曲水流觴」無意間竟成了千古美談，而本應作為重頭戲的機要會議講了些什麼內容、得出了什麼結論，反倒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關心。
其實，不獨名士風流的魏晉時代，文人雅集，詩酒唱酬，在其他朝代亦有許多類似的盛會。初唐時期，上元三年九月初九，洪州都督閻伯嶼在滕王閣大宴賓客，打算讓女婿吳子章作序一篇以當眾顯示他的才學，結果被趕路的王勃撞了個正著，一篇《滕王閣序》技驚四座，名傳千古。到了清代，乾隆三十七年三月，安徽學政朱筠在採石磯太白樓舉行盛會，邀請八府士子一起作詩，時年二十四歲的黃仲則援筆立就，不易一字，寫出了名噪一時的《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樓醉中作歌》。與會眾人讀罷此詩，紛紛為之輟筆而爭相傳抄，竟使得小縣城「一日紙貴」，甚至連黃仲則的穿衣風格也成了一種流行時尚。放眼望去，滿城都是「白袷衣」。顯然，這樣的儒風雅俗，比許多「無義之戰」更能得到後人的關注，也更能流芳後世。
舉個例子來說，如果沒有蘭亭邊上的那場盛事，永和九年只是一個尋常的年份而已，與永和八年、永和十年沒什麼分別。但是有了「蘭亭雅集」，一切就變得不一樣了。1600多年過去了，人們早已忘了中國歷史上出過多少個帝王將相，忘了會稽山境內歷任的市長、縣長是誰，唯獨對蘭亭集會和《蘭亭集序》記憶猶新。後人到了此間，睹物思人，自然也會想起永和九年的那次酩酊大醉。
在古代，凡朋友間聚會，酒是少不了的。「蘭亭雅集，曲水流觴」的傳說便是與酒有關。觴是古代的一種酒器，淺腹平底，呈橢圓形，兩側有半月形耳朵一對，考古界稱之為耳杯。
所謂的「曲水流觴」，就是指一群人圍坐在人工挖掘的水渠或者溪流兩旁，由書童或者侍女將斟得半滿的酒觴放入溪水當中，讓其順流漂去，此即是「羽觴隨波泛」。酒觴在誰面前停下，誰就得將酒飲盡，飲完還得於限定時間內賦詩一首，是所謂「一觴一詠」，若才思不敏，不能立即作出詩來，還得再罰三杯。條件雖然苛刻，但能被邀請與會的人都是有真才實學的風流名士，尋常人所謂的「好難」在他們心中都變作了「有趣」。
蘭亭的山是美的，水是美的，草木也是美的，即便沒有絲竹管弦之聲相伴，但臨流賦詩，有人言志，有人載道，有人放浪形骸，引吭高歌，魏晉人的灑脫在冉冉流逝的時光中一覽無餘。寂靜的春日午後，因這四十二人的加入變得餘味無窮。
半日下來，四十二人共得詩三十七首，遂匯詩成集，並以「蘭亭」為名。有了集子，似乎還應該有個序言，這件事便落在了主持人王羲之的頭上。但見他「微醉之中，振筆直遂」，初時筆勢委婉含蓄，字跡工整平和，寫至後來，酒意湧上心頭，逸興遄飛，行文間也就添了許多灑脫和豪邁。這幅有如「神來之筆」的作品成了後世書家翻不過去的一座高山，更被宋代書法家米芾稱為「天下第一行書」。據傳，王羲之酒醒之後，也曾對著《蘭亭集序》反復臨摹，卻再也寫不出醉時的神韻。
《蘭亭集序》的出名，還產生了許多連環效應，與這次集會產於同一年的寫有「永和九年」字樣的古磚便成了古磚中的「名磚」，為後世收藏家所愛重。這些人中，尤以書法家最為瘋狂，他們把它製成硯臺，以期能得一點「書聖」的遺韻。清代書法家梁同書就曾因為得了一塊永和九年的磚硯而感到喜出望外，還專門題寫了一個硯銘：「頑物千年遂不磨，不知蕩蹫幾滄波。昭陵玉匣今安在，斷甓猶傳晉永和。」
「君不見蘭亭修禊事，當時坐上皆豪逸。」可能是因為這場盛會打下的烙印太深，兩年之後的永和十一年，王羲之稱病棄官，江湖歸隱，有人則用「建書樓，植桑果，教子弟，賦詩文，作書畫，以放鵝弋釣為娛」概括了他嘯傲林泉的生活。
如今，會稽山還在，蘭亭還在，曲水流觴還在，只是不知道現代人還剩下多少臨流賦詩的才氣和豪情？或許，今人對於永和豆漿遠比對永和九年那場盛會來得熟悉吧。
我想，王羲之應該感謝蘭亭，如果沒有蘭亭，沒有蘭亭的那場盛會，興許他就不會留下那幅字，這樣的話，他縱有入木三分的本事，也就只是個右將軍，只是個頗有名氣的書法家而已，華夏五千年，出過多少個右將軍，又出過多少個書法家，能有幾個像他一般備受推崇呢？蘭亭也應該感謝王羲之，沒有王羲之，蘭亭就只是蘭亭，與任何一個亭臺樓閣沒有區別。
詩人張棗有兩句詩：「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梅花便落滿了南山。」今天的人一提到蘭亭便會想起王羲之，一提到王羲之也會很自然地想起蘭亭。或許，很多年以後，當有人問起永和九年發生了什麼的時候，「蘭亭雅集，曲水流觴」這個故事仍將被人掛在嘴邊吧。
曾有許多次，我坐車經過紹興，總是不自覺地想起永和九年的惠風和暢，想起那些未曾謀面的風流人物，念及這些，我總是特別渴望到曲水流觴的池邊坐一坐，沾一點千年以前的靈氣。遺憾的是，徒有一段與古人暢敘幽情的情懷，來去匆匆，與「永和九年」至今不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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