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 蔡莉莉 那一間一間曾經租過的房子，宛如我的生命史，在生命的不同階段刻記不同的切面，一次又一次地打磨我對擁有一個自己的房子的渴望。 「妹妹好勇敢喔！」醫生一面打麻醉針，一面讚美我。五歲的我，還來不及驕傲就昏過去。醒來，只記得天花板上那盞好大好圓的燈。 術後必須回台大醫院復健，媽媽把我託付住台北的乾媽，便回台南教書。每天黃昏，隨乾媽的婆婆至頂樓收衣服，我認定遠山背後就是家，到現在還記得那顆看了就想哭的夕陽。 乾媽的婆婆很老了，我喚她奶奶。白天，家裡只剩老人和小童，賣菜車一來，奶奶便從陽台垂下小塑膠籃，籃中置一小石壓住鈔票。菜販依奶奶從四樓傳來的指令，放入蔬果和找錢。我們一老一少便像汲取井水一般，小心翼翼地往上拉。 上了小學，每年寒暑假仍須回醫院校正我那隻不專心的左眼。那一段清晨摸黑搭七小時的火車顛晃到台北的長路，常使我想把家放在拖車上，連人帶床載到台北。直到青春期，我的視神經已協調固定，才結束這段南北往返的日子。 國中畢業到台北讀師專，五年皆須住校，六人一室。室友幾乎都是台北人，很訝異她們從未搭過火車。第一年，我的衣物、壓歲錢，經常一聲不響就離家出走，對十五歲的我而言，那真是一段不容易的時光。初上台北的我，眼中沒有壞人。 週末，室友們皆返家，空蕩的寢室只餘我一人。女生宿舍流傳的鬼故事讓長夜更長了，傳說夜半時分，跳樓的學姐會飄盪在女廁，嚇得我寧可憋尿也沒勇氣到走廊盡頭上廁所。常趁舍監入睡後，偷打開寢室大燈，即使室內亮如白晝，仍徹夜撐著疲倦的雙眼，也不知在戒備什麼。 寒暑假時，我終於可以回台南安心睡覺，在滿桌的意麵肉圓鯽魚鱔魚虱目魚當歸鴨臭豆腐中，得到夠用半年的補給與修復。如此飽食終日直至假期過半，媽媽便要我回台北繼續上畫室，於是，我又借住乾媽家。 那時，乾媽已從靜巷公寓搬到大馬路旁的電梯大樓，我和奶奶同住一室，我睡上鋪，她睡下鋪。每天我從畫室帶回一幅石膏炭筆和一張靜物水彩習作，獨自在家的奶奶，總是用我聽不太懂的江蘇腔國語讚美我的畫。 一回，與奶奶說起在國劇社學唱《拾玉鐲》，她便打開五斗櫃，從紅色絨布小袋中拿出一個玉鐲，告訴我她曾經有一個美麗的么女，在差不多我這麼大年紀的時候，走了。「逃出大陸的時候，我一定要把她的鐲子帶出來。」奶奶話語剛落，眼淚便滴在玉鐲上。十六歲的我，未曾遭逢生離死別，無從想像奶奶的心情，也說不出任何安慰的話語，心底有點詫異一個老母親的哀傷會如井般深長，即使歲月已流過四十年。 踏出校園，迎接我的是台北的遊牧人生。我和姐姐合租一個房間，與房東同住，不能用廚房，餐餐外食。房東太太在自家地下室代客修改衣服，每日為上夜班返家的房東先生煮宵夜。一陣陣食物的香氣竄入房間縫隙，不斷分泌的口水夜夜淹沒我的睡意。 兩個月後，房東皺著眉頭，一臉憂心的通知我們一個月內必須搬家。原來他只是二房東，房價狂飇，屋主急售這棟緊挨著瑠公圳，前院種著九重葛玉蘭花，後院還可晾衣曬被的一樓公寓。 房東決定咬牙購屋，不再分租。我和姐姐每天下班後四處尋屋，像兩隻寄居蟹急於找到下一個遮風擋雨的殼。每當天色轉暗，望著遠方一窗窗溫暖的燈火，所亮之處皆與我無關，站在台北街頭，四顧茫茫，不禁生起無處棲身的喟嘆。 後來，我和姐姐匆匆向一對年輕夫妻分租了一間套房，他們也是二房東，依然多所限制，不能用廚房，不能用洗衣機。彼時，我重回校園，每個星期日帶著在畫室打滾一天的油畫顏料和亞麻仁油氣味，回到租屋處。晚上，終於得空在洗衣板上搓揉那已堆成小山的衣服，心裡總是嘀咕：為什麼不發明免洗衣？   當朋友介紹小碧潭邊有整層公寓出租時，我和姐姐毫不猶豫地立刻搬到那個客廳空蕩得可以跑步，還有廚房可以煮食的大屋子。添了冰箱和洗衣機之後，我第一次在台北看到家的模樣。 某天，路過租屋佈告欄，看見一張「二手傢俱急售」的紅單，遂登門尋寶。小腹微凸操外省口音的主人說：「我們要移民美國，屋子裡看到的，全部隨妳們搬。」最後，我和姐姐以幾乎免費的價錢，搬回一屋子床桌椅燈，連一台十六絃的古箏都跟我們回家了。 二十五歲那年到美國讀書，出國前，將身邊細軟打包寄回台南。一眨眼，落腳台北已十年。 初抵洛杉磯，第一位房東是台灣移民的外省老太太，每天不嫌煩地叮嚀我，洗米水一定要端到屋前澆花。她經常撿拾我切完玉米粒之後丟進垃圾桶的梗子來熬湯，這動作總讓我想起米勒的〈拾穗〉。每當我炒最後一道菜時，她便像背後靈般，緊緊相隨，不斷提醒我：「別關瓦斯！別關瓦斯！換我炒。」根據她的說法，這樣做可以節省打火石的壽命一次。地下室還有一台她藏的超市推車，她說：「反正還會去買，不用還。」一生籠罩在逃難陰影下的房東老太太，即使擁有房產，又已從台灣逃到她認為不會有戰亂的美國，仍不改囤積和克難的習性。 一年之後，租約期滿，我和先生火速搬離，住進一房一廳的出租公寓，終結房東老太太無所不在的雷達干擾和無窮無盡的絮絮叨叨。不再和房東同住，生活上自是自在許多，我們小小的客廳，假日經常聚集了許多單身的台灣同學，有家鄉味的廚房，就是異鄉遊子共同的家。 有一段時間，一位剛從東岸完成學業打算在加州謀職的朋友，暫住我家客廳。我十分好奇她如此渴望留在美國生根的原因。 「難道妳不想回台灣嗎？」我問。 「我們外省人從大陸逃到台灣，不會把台灣當成家。頂多，只是個中繼站吧？」 「可是，妳不是在台灣出生的嗎？」據我所知，她從未去過大陸。 「是啊！但是，我對台灣沒有故鄉的情感。爸媽傾盡所有讓我留學，就是希望我想辦法留在美國，然後把他們接過來。」她語氣堅定的說。 「對我們而言，美國才是最終的、最安全的落腳處。」原來，我們雖然來自同一處，鄉愁卻各自一方。時代是莫之能禦的洪流，生命的劇本裡，每個人或有已設定的角色和不可逆的路徑，是好是壞，各自承受。 五年的洛杉磯歲月，複製了台北一次又一次的遷徙，令我懷疑自己是否吉卜賽人投的胎，內建流浪者的浮萍基因，就像米蘭．昆德拉說的，永遠無法逃脫生命的主題，以為的「新生活」，只是用似曾相識的東西所譜成的一曲變奏。 完成學業，返台定居，碰巧又租回出國前住過的那間公寓。熟悉的三房兩廳，窗外灑入的陽光、清晨五點樓下豆漿店鍋爐的碰撞聲，在台北生活過的證據全都回來了，彷彿我從來沒有離開過。台北之於我，變成家鄉般的存在，想起米蘭．昆德拉所寫：「一個人年輕的時候，看不出時間像個圓圈，反而覺得時間像一條直直的路，永遠帶著他走向不同的遠景；他沒有想到，他的生命只有一個主題；關於這一點，他要到後來才會明白。—直到，生命譜出最初的變奏。」   三十五歲那年，在台北買了人生第一間房子，那一間一間曾經租過的房子，宛如我的生命史，在生命的不同階段刻記不同的切面，一次又一次地打磨我對擁有一個自己的房子的渴望。 交屋的那一刻，彷彿找到和台北嫁接的方式，我與台北，終於打了一份家的契約。